一味挂牌子 “牌子满墙”形同形式主义“野草”

　　在贵州省贵阳市某社区服务中心，走廊墙壁上挂满了来自各单位、系统的牌子，大小形体不一，半月谈记者粗略数了一下，林林总总达30多块。

　　无独有偶。在贵阳市另一个大型社区办公楼二层一处小角落，悬挂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见义勇为信息工作站、“扫黄打非”工作站、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心4块牌子。

　　三层7间办公室至少挂了17块牌子。其中一间办公室有5个阵地：市民学校、社区消防培训学校、道德讲堂、青少年道德讲堂、家长学校教学活动室；另一间办公室也有5个阵地：职工书屋、未成年人活动总站、省图书馆社区流动点、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文化学习室、远程教育大数据技术推广服务点。

　　半月谈记者注意到，这些挂牌来自党群、文体、计生、科普等多个条线，但一般工青妇、老幼军工作相关的牌子较多，其中一些还存在明显的功能重复。

　　在湖北省荆州市某村，今年5月村委会墙上的86块各类标识牌和制度框拆掉了，只保留村支部、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党建评星晋级等4块。原来，当地4月份召开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集中整治动员大会，该村村委会室内室外“牌子满墙”问题被曝光批评。不过，近日半月谈记者再次回访时有干部却反映，整改情况不容乐观，有反弹迹象，还是牌子轮流挂，谁来检查就挂谁的。

　　领导一关心，牌子就多起来了

　　半月谈记者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村庄看到，新修的办公木房外挂了15块牌子。为节省空间，有10块集中摆放在一块区域，包括村工会、经济、治安、调解等委员会以及县派出所驻村警务室、村综治工作站、村民兵连等。

　　“领导一关心，牌子就多起来了。”该村支书坦言，以前村里偏远、贫穷，被称为“光棍村”，2013年县委书记开始对口帮扶村寨，一下子就变为了远近闻名的样板村，后来又相继成了省里多个部门、一些重要领导的联系点。

　　“如果没有那么多检查，下面也不会去挂那么多牌子。”湖北某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直言，有一些盆景村、迎检村、示范村，在公路沿线，自然条件好，交通又方便，检查工作的部门往往去得多，于是他们的牌子就多。

　　江西省一名县级干部坦言，在自己挂点联系的某社区，只有5个工作人员，却挂了29块牌子。“有些牌子可能是需要的，但有些确实没什么用。”

　　他分析，一个主观原因是每挂一个牌子可能就能方便拿到项目。比如说挂一个社区戒毒康复室的，到上面可能就能拿到几万元的项目资金，再比如说拿到省里面的关爱留守儿童的牌子，刷刷墙、挂挂牌，就能拿到5万元，作为基层工作经费，所以社区也有跑点挂牌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有的上级部门也需要下面挂牌，不管下面有没有人做事，反正牌子要先挂上。比如说农家书屋，每个村都有，但很少有人去看，就锁起门来蒙灰尘，打开的话还要请人运管维护。电脑阅览室也是当摆设的多，没有真正用起来。挂牌之后，又涉及上级检查，一般都要建一个领导机构、制度要上墙、还要挂一个记录本。

　　半月谈记者在多地调研中也发现，这类形式大于内容的挂牌，还表现在一些电商进村综合示范点、科普乡村e站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资金浪费，也让群众反感。

　　“牌子再多，办不好事儿也没用。”有群众说。“去年村里做牌子就花费了1.9万元，确实有点浪费。”一位村干部说。

　　“并同类”“摘虚牌”回归服务本职

　　基层组织直接面向群众，重在提供服务，然而一味挂牌子、“上墙”不“上心”，把基层变为衙门，就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必须破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