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祖祖辈辈在京城居住的“老北京”，冬天烧煤取暖，每日烧火做饭的记忆，在笔者心中仍是挥之不去。有一首旧京《竹枝词》写道：“京师尚石炭，炊煮当柴薪。并作御寒用，动辄生灰尘。”说的就是京城老百姓冬日取暖做饭用煤的情形。
煤厂工人在赶制蜂窝煤
等攥完煤球再想洗手可就不容易了
至今笔者对于上辈人曾经赖以生存的“一炉火”的记忆还是很深刻的。解放前，父亲开了一间前店后厂的烧饼铺，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劈劈柴、续煤球生上由旧汽油桶改装的炉子，等火上来再续上燃烧时间长、火力旺的硬煤砟子。到六点来钟火着旺了客人也上来了，便开始连烙带烤地烙烧饼，同时还要炸麻花和焦圈，父亲就靠这“一炉火”养活全家人。
我母亲则在辅助父亲操作之余，还要打理全家人的起居。先笼着一天一生的小端炉做水，做好早点后用烘笼给小孩子烘烤热乎棉袄棉裤，日常做饭支起个“支楼”(旧时用沙子当基料做成倒盆状、上面布满小孔的一种炊具)就可以烙饼。这种手端炉的优点是做开水快，水汆可以直接杵进炉膛里，瞬间水就能开。另一方面它不在屋里过夜，也很安全。
在北京带“煤”字的地名有很多：煤市街、煤市口、煤渣胡同、东煤厂胡同等。然而，现在北京高楼林立，内城的胡同越来越少，有的成为了保护区。但对于烧了几百年煤的居民来说，它们还是一股揣在人们心里的念想。
在过去，家住平房四合院的住户都要烧煤球、蜂窝煤。到了秋后打扫出剩下的煤末子做煤球是大人们要干的活，孩子也不会放过这“好玩”的游戏。我就跟母亲捣过乱，先把煤末子堆成堆加上黄土，在中间挖个坑，倒上水后用铁锹和，待煤泥和滋润后摊成大扁片，用瓦刀切成四方块，挥发掉部分水分后开始一个一个地攥成球状。等攥完煤球再想洗手那可就不容易了，煤污全渍进指纹深处了。对此，我母亲有办法去除，她在屋檐下捡了一些鸟屎存着(麻雀屎对清洗深颜色有特效)，用鸟屎洗过以后皮肤白皙恢复如初。
最令孩子开心的是冬天里降下第一场大雪时，一帮孩子堆雪人时煤球刚好派上用场，雪人脸上嵌俩煤球当眼睛。
早年间，老北京的浴池和煤铺两个行业是河北定兴人的“专利”。单说这送煤的和摇煤球的人那特有的拐弯儿口音，让人听着就怪可乐的，那声音还收入了马季的相声之中。马季、于世猷关于登山的相声中，马季还说爬过最高的山是乌金墨玉山——敢情是煤堆！相声泰斗马三立的“摇煤球”，则是刻画了一个贪便宜又好色的私塾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美貌女子诓骗到家中，屡屡被其夫捉“私情”而被罚摇了煤球的笑话，听后令人捧腹。
送煤工把蜂窝煤送往居民家
送煤工干的是卖力气的活，其粮食定量和工资薪水也比常人高一截
我小时候见过摇煤球的，扛着简单的几样工具走街串巷，谁家要用请进来就开练。一个花盆顶着个平筛子，将煤茧放入，摇煤球的两膀用力开摇。这是劳动强度相当大的活，本家是要管饭的。
要说送煤工身影消失在北京的胡同里，那也是最近几年的事。以前家家烧煤球的时候，送煤工蹬着那平板车，煤球放在长方形的竹筐里，甭管进多深的院子他们总是单臂一夹，一只手抠筐底，腾、腾、腾地运进院来，倒在你家煤池子中。送蜂窝煤时，他们搬着一块带腿的长条木板，码上几十块蜂窝煤，还代管为住户码成整齐的煤垛。这时候，主人往往会递上一杯可口的茶水。送煤工干的是卖力气的活，一车拉一千多斤呢，其粮食定量和工资薪水也比常人高一截。我有个堂哥叫刘增禄的，就是珠市口煤厂的送煤工，每次来家看我父亲时都给买好茶叶，瞧他抽的“大前门”就知道手里宽绰。
再往后，北京把机制煤球改蜂窝煤了，这样干净多了。火炉也从铁皮的改为铸铁的了。这种炉子点燃时省去了劈柴的程序，用一小把刨花点着引炭再烧燃煤就行，不怎么冒烟了。有时候，像我们双职工下班后一看家里的火灭了，准会拿块生煤向东屋大姐、西屋大哥“寻”(要)块红煤做个交换。所以，那时候院里一冬不灭火的人家也是寻常的。
由于炉子安在屋内，使用中难免有疏忽，会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故。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下雪的早晨，我就发现过邻居女主人一开屋门就躺下，全家人中了煤气，赶紧招呼人抢救病人，好在并无大碍。偶尔也常听谁家谁家又让煤气熏着了的传闻，这种置于室内的取暖煤炉的安全隐患令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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