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变革“步履不停”,考核的“硬杠杠”依然存在,如何量化评审是难题
【焦点关注】高校打破岗位聘用“终身制”后
教师期待建立多元化及更细化的职称评价标准
今天是我国第35个教师节。从1985年开始,9月10日被确定为教师节。为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1986年,国家便开始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这些年,教师职称变革“步履不停”,尤其是在岗位聘用打破“终身制”的高校。
对高校教师来说,做研究、写论文、出成果是他们工作的“日常”,而这些通常直接影响他们的职称晋升。文章、项目的数量、质量是否达标,轻则影响教师的职称评审和工资收入,重则可能让教师在聘期后离职或转岗。因此,任何关于职称评审的“风吹草动”,都牵动着高校教师群体的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已经直接下放至高校,高校可自主组织职称评审、按岗聘用。这让学术评价中广为诟病的“重量轻质”悄然发生变化,但同时不少教师期待建立多元化及更细化的职称评价标准,确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量化的“硬杠杠”
9年前,刘明博士毕业后进入北京一所211高校任职。当年博士毕业进学校,职称直接聘为中级,即讲师。如今,9年过去了,尽管他讲授的基础课很受学生欢迎,但由于论文数量不够,刘明还没能评上副教授。
对高校教师而言,只有做研究、发论文、出成果,才能在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进阶路”上走得顺利。年过40岁的刘明说,为了达标,自己必须努力往前“奔”。“职称评定是大事,关系着收入、待遇以及对个人的工作评价等诸多方面。”
近年来,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改革备受关注。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用。
刘明介绍,他所在学校对教师评职称设置了“硬杠杠”,包括论文数量、课题数量以及指导本科生竞赛获奖等,“都有量化的规定”。
记者梳理发现,基于“校评”制度,不同高校对职称评审设置了不尽相同的标准,但论文、科研项目、学术专著、科研经费等均为比较普遍的评价指标。
“学校规定,评副教授需要在SCI(科学引文数据库)或EI(工程索引)上以第一作者名义发表6篇以上论文,且第一完成单位为本校;获得的科研经费需达到学院副教授平均水平;有半年以上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授课课时达到一定数量,等等。”北京某高校理工科教师陈邵明介绍道。
评不上“非升即走”
“明年还评不上副教授,我就要丢工作了。”谈到评职称,张运很无奈。2014年,她以博士后身份,应聘到北京某大学任讲师。
虽在入职后不久就达到评聘副教授的“硬杠杠”,但因职称指标不足,张运未能评上。再次参评时,由于部分论文和项目“过期作废”,她丧失了评聘机会,“此前,学院已经有教师因为考核不合格‘被’离职了。我得抓紧出成果,不然就会重蹈覆辙。”
高校教师岗位聘用正告别“终身制”,用人“能上也能下”。以北京为例,2019年初出台的《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聘任管理办法》规定,岗位聘任实行聘期制,期满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学校和教师按岗位需要、本人自愿的原则,办理续聘手续;考核不合格的,可低聘岗位等级直至解除聘用。
“40岁了还没评上副高,从年轻人熬成了中年人,还得继续围着职称评审‘指挥棒’转,压力太大了。”刘明说,囿于论文数量等尚未达标,他的“晋升路”还面临着诸多关卡。
记者了解到,相比于理工科,人文社科领域的高校教师更难拿到项目,在职称评审上障碍重重。很多讲授基础课的教师表示,平时教学工作繁重,加之学科没有太多前沿研究领域,因此出成果难上加难。
由于“非升即走”,不少年轻教师面临考核,“亚历山大”,很多副教授则苦于多年评不上正高职称。一位理工科副教授有些发愁,感觉职业生涯“一眼望到了头”。“怎么努力都上不去,想放弃做研究了,但这样更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亟待建立更细化的评审标准
9月3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胡文忠表示,评价标准是教师职称评价的核心问题,要聚焦于教书育人的专业性、实践性、长期性,坚持重师德、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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