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医学的发源地美国
以单独科室之名行多学科综合会诊之实
中国式疼痛医学
本刊记者/李明子
发于2020.8.17总第960期《中国新闻周刊》
方辉感觉胸腔里就像长了个怪物，一直隐隐作痛，偶尔发作，胸口和腰椎就像要炸开了一样。49岁的他已经是肺癌晚期，唯一的期望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少一点痛苦。
2019年6月，方辉在深圳一家肿瘤专科医院完成6期化疗后，疼痛加剧，精神越来越差，主治医生无奈地说，“肿瘤的病找我，腰疼不要找我，我帮不到你，你去综合医院吧。”
方辉辗转找到深圳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宁养院。医生建议他吃止痛药，“要是还痛，也不怕，继续吃，吃到最大量。”听从医嘱，每12小时吃一次的羟考酮缓释片，从每天几颗加到32颗，两次缓释片之间还需要吃吗啡即释片及时止痛，从每天十几片加到了80片，吃药吃到头晕、呕吐、上不来气，吓得方辉赶紧去另一家三甲医院肿瘤科求助。
“你这是中毒了，要是再晚点，吗啡加到每天100片，睡死在床上都不知道。”肿瘤科医生减少了药量，但方辉的疼痛却得不到控制，根本无法配合治疗。医生便建议他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疼痛科做吗啡泵植入手术，先把痛止住。
12月初，在疼痛科做完手术一周后，方辉口服止痛药降到了每天十几片，吗啡泵给药量和口服止痛药剂量还在调整，除偶尔出现心慌冒汗的戒断症状，“没再痛到打滚”，口服药吃得少，副作用便秘的情况有所缓解，心情也好了不少。“这一周都很舒服，或许我还能活得久一点，更舒服一点。”方辉说。
早在16年前，国际疼痛学会设立“世界镇痛日”时，就提出了“免除疼痛是患者的基本权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士韩启德对此又追加了一句——“是医师的神圣职责”。2007年，经原卫生部批准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可以建立“疼痛科”，在新闻发布会上，韩启德再次题词，将这两句话送给了刚获得正式身份的疼痛科。
“治疗疼痛并不是必然要有疼痛科，美国就没有。但要在国内把疼痛医学搞起来，组织大家一块研究怎么克服慢性疼痛的现实问题，就需要资格，需要一个独立的疼痛科。”中科院院士、中国疼痛医学的主要开创者韩济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回看，我们在战略上先行了一步，领先于中国的现实需求，也走在世界前列。”
2012年8月9日，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成立当天，专家为患者治疗。图/中新
“慢性疼痛是不必忍受的”
1979年，韩济生到美国开会，第一次听到一个概念——“慢性疼痛是不必忍受的。”这个说法，使他的思想受到了一次冲击。
当时，国内还没人把疼痛当回事，社会主流价值观都以吃苦耐劳为荣，以怕疼怕苦为耻辱。“居然还专门为疼痛治疗成立了一个学会，这太新奇了。”韩济生回忆说，那年，他到波士顿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刚好遇到正在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疼痛学会年会。
1970年代末，美国已经成立了上百家疼痛诊所，以多学科合作的形式治疗急性与慢行疼痛，“疼痛管理”的概念也已诞生了二十多年，这些与国际疼痛学会创始人约翰·J·博尼卡密不可分。
1944年夏天，诺曼底登陆日前后，刚从医学院毕业两年的博尼卡加入美国华盛顿马迪根陆军医疗中心，开始关注止痛问题。他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一些截肢病人仍能感觉到不该存在的肢体疼痛，这与常识相悖。为找到解决方案，他在午餐时间组织医生讨论疼痛症状，所查阅的14000多页相关资料中只有17页半出现了“疼痛”的字眼。用博尼卡的话来说，“病人眼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医生)从来不在乎。”
经过八年多的研究，博尼卡写出了《疼痛管理》一书，被后人誉为“疼痛圣经”。书中提到了用神经阻滞缓解慢性疼痛的新方法，还提出了建立“疼痛门诊”的倡议，他所表达的是对患者的疼痛的关切，而不仅仅止步于治病，这颠覆了当时的医学宗旨。
到了1960年代，博尼卡已经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担任麻醉学系主任，并建立了多学科疼痛中心。
1973年5月，他召集疼痛基础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组建了一个跨学科小组，讨论建立一个平等的多学科的国际疼痛论坛，以提高人们对疼痛的认知、改善医疗从业者的教育，并提高患者的实际护理水平。次年5月，国际疼痛学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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