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学杂志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文学期刊篇⑤）
杨晓升
关注现实生活和尊重读者
何 平：你是先做《北京文学》的作者，然后2000年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做执行主编的。世纪之交，正是文学期刊的生存很艰难的时刻。你为什么偏偏在那时候作出这种选择？
杨晓升：作出此种选择，是多年的文学情结使然。再则是那时候全国的文学杂志大都处于低潮，低潮的原因之一是媒体的蓬勃发展和文化的多元，让读者在文化消费方面有了多种选择，文学杂志再不可能像伤痕文学初期那样一花独放、洛阳纸贵，由此带来的文学杂志读者分流、发行量日益萎缩的局面，是自然而然的事。面对文化环境已然发生的变化与转型，文学期刊自身普遍仍缺乏应有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存在闭门办刊、孤芳自赏的现象。而我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刊物，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应该将读者放在首位，作品的好坏和刊物的好坏，首先必须交由读者检验，作家的创作和刊物的出版，都应当力图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惟有如此，文学杂志才会有生命力。我选择到文学期刊工作，正是出于此种判断和考量。
何 平：《北京文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但我觉得和今天《北京文学》关联性更大的重要起点是《北京文艺》更名《北京文学》的1980年前后。现在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这一时期《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经典作品很多，像《在静静的病房里》《话说陶然亭》《内奸》《爱，是不能忘记的》《风筝飘带》《丹凤眼》《受戒》等等。一下子集中出了这么多好作品，显然和大量的文学期刊没有复刊和创刊有关系，《北京文学》占了时代的先机，也顺势成就了刊物关注时代、介入现实的传统。主编的趣味肯定会影响到刊物的趣味，你的资深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的从业经历，正好和《北京文学》的精神传统暗合。
杨晓升：新时期文学始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初，那时候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复刊或创刊，《北京文学》之所以能在那个时候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一是因为刊物对首任主编老舍、赵树理文学理念的传承——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读者的尊重，半个多世纪以来，刊物一直提倡发表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那个时期编辑部先后聚集了李清泉、林斤澜、周雁如等一批优秀编辑前辈，而北京首都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使《北京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得天独厚，占了先机。直至我到《北京文学》任职之前的一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也已经感知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注现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也已经进行着新探索，90年代末期影响巨大的“忧思语文教育”问题讨论，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是责任
何 平：《北京文学》在林斤澜1986年担任主编后曾经有一个先锋文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地推出了余华，当然从《北京文学》一贯注重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的传统上，可以得到一种解释，主编、编辑的趣味和时代文学风尚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杨晓升：确实，刊物的风格说到底主要是主编的风格。林斤澜任主编的那个时期，新时期文学正经历嬗变，作家的创作方式正由过去的单一转向多元，先锋文学也正是那一时期的产物。总体上讲，《北京文学》自创刊以来，一直是以传统现实主义的风格为主的，林斤澜任主编时，文学的多元发展以及他个人的趣味，使得刊物出现对先锋文学的关注与探索，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一直是《北京文学》的责任与传统。再者，对新人的发现，才华和潜力是编辑部考量的主要因素，所以相对更加宽容，即便他提供的单篇作品与刊物的总体风格上不很吻合，只要是他作品显露出独特的亮光与特质，编辑部也都会区别对待、唯才是举的。
作品自身的感染力最重要
何 平：你是从2001年开始对《北京文学》进行改版的。在此之前，《北京文学》曾经有几次大的栏目调整。1996年，增设了“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1998年，又增设“思想者访谈”；1999年和2000年增设的栏目更多更杂。这些努力试图矫正和改变传统文学刊物的按文体几大块的僵化的栏目组元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话题性的当下性和公共性、对话性很强的“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栏目，凿通了文学界、知识界和大众读者之间的壁垒。你对《北京文学》这几年的栏目调整怎么看？你的改版从这些调整中得到启发了吗？
赞助商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