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张唯
Jesse Gelsinger是人类历史是第一个死于基因治疗的人，对于他的悲剧，贺建奎曾“谨记在心”。 贺建奎曾引用Gelsinger的悲剧“告诫”研究人员应该缓慢且谨慎地做人类的基因编辑实验，“因为一个单独的失败事件有可能杀死整个领域，就像死于生物技术的Jesse Gelsinger”。离奇的是，在做出这番“告诫”的前四个月，贺建奎已经开始了艾滋病免疫婴儿的基因编辑临床研究。
死于基因治疗
1999年6月，18岁的美国亚利桑那男孩Jesse Gelsinger高中毕业。为了摆脱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OTC, 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deficiency)给他和家庭带来的痛苦，他于9月13日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当天晚上，他陷入高烧和深度昏迷。9月17日，在遭受了剧烈免疫反应和多脏器衰竭之后，Jesse被诊断为脑死亡。
经调查，该临床试验的被试者招募和知情同意环节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在Jesse参与试验之前，研究人员已经发现试验用到的腺病毒会对猴子造成严重的肝损伤甚至死亡，但这些信息都没有出现在Jesse Gelsinger所看到的知情同意书中。
Jesse Gelsinger的悲剧在医学伦理层面对基因治疗敲响了警钟，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基因治疗技术的临床试验如履薄冰。作为基因编辑研究人员，贺建奎自然知晓此事，并且他个人对人体基因试验所表露出的态度也曾“十分谨慎”。
2017年2月，他在个人博客中写道，“CRISPR-Cas9是一种新技术，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然而，仅仅一个月之后，贺建奎却开始了艾滋病免疫婴儿的基因编辑临床研究。是什么改变了贺建奎的态度？让他从看似谨慎的研究者转为突破伦理“禁区”的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缔造者”？
从他的公开演讲和博客内容中，澎湃新闻梳理了其中一种可能：2017年2月至7月，贺建奎对基因编辑技术中脱靶效应和嵌合体安全性问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脱靶效应是指未能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有所偏移的现象；而嵌合体指的是不同遗传性状嵌合或混杂表现的个体，亦指染色体异常类型之一。
2017年2月，他认为，“目前用于人类生殖目的基因编辑尚未解决科学上的安全性问题，尤其是脱靶和嵌合体”。到2017年7月，他发现“脱靶效应可以通过谨慎地设计向导RNA来最小化；全基因组深度测序是检测脱靶效应的有效工具；大多数被编辑的胚胎是嵌合体，但可以通过选择更好的注射策略来改进”。
从“尚未解决的安全问题”到“可以最小化”、“有效工具”、“可以改进”，五个月内，贺建奎脱靶效应和嵌合体问题的态度产生大转变。
态度大转变
2017年2月，贺建奎在个人博客中两次提到了基因编辑技术的脱靶效应和嵌合体这两个安全性问题。根据贺建奎的个人博客，2017年2月，他参加了由CRIPSR基因编辑发明人Jennifer Doudna和George Church组织的一次闭门研讨会，并在其中做了题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安全性”的报告。会后，他在个人博客中撰文表示，基因编辑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未来将有可能帮人类大规模消除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和延长寿命。
他同时写道，“但是，目前用于人类生殖目的基因编辑尚未解决科学上的安全性问题，尤其是脱靶和嵌合体。在解决好以下的安全性问题之前，进行人类生殖目的的基因编辑是不负责任的”。随后，贺建奎列举了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五个尚未解决的安全性问题：动物模型和细胞系、脱靶、嵌合体、胚胎发育、多代效应。他最后得出结论，“CRISPR-Cas9是一种新技术，我们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和了解。不论是从科学还是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没有解决这些重要的安全问题之前，任何执行生殖细胞系编辑或制造基因编辑的人类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但到2017年7月，贺建奎赴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进行脱靶效应和嵌合体的主题演讲时却改变了态度。
他在冷泉港实验室进行了以“人、猴和小鼠胚胎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安全性评价”(Evaluating the safety of germline genome editing in human, monkey and mouse embryos)为题的演讲。据视频资料，贺建奎在该演讲开头说：这个演讲“以基因编辑中的脱靶效应(off-targets)和嵌合体(mosaicism)为主题”。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报道，在演讲中，他描述了一系列关于小鼠、猴子和300多个人类胚胎的非常大的初步实验。“CRISPR的其中一个风险是它可能引入偶然或脱靶的突变。但他声称他在试验胚胎中发现很少或没有不必要的变化。”
2017年，贺建奎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进行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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