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摄像头 更应该靠什么守护我们的孩子

　　在深圳宝安区，一个8岁的小女孩刚刚经历了这样的不幸，施暴者是她的父母。

　　从网上曝光的视频来看：母亲抓住小女孩的头发，把她反复摔倒在地，随手抄起扫帚和板凳就往她身上砸。父亲到家后，工作服没脱掉，就开始扇她的脸。镜头里，小女孩没有半点躲避，就像一个用来泄愤的橡皮人。施暴地点就在小女孩自家狭小的客厅里，根据官方发布的信息，这对父母对虐待孩子的事实供认不讳。

　　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是小女孩最大的不幸。毕竟与她同龄的绝大多数小朋友，不管家庭贫穷还是富有，都在享受着父母无条件的爱。就像人们无法杜绝犯罪一样，人性也是个无法控制的变量，总有人突破底线，对儿童甚至是自己的孩子动手。这与制度无关，即使在儿童保护体系已经相当健全的美国，仍然无法避免虐待儿童事件的发生。

　　从另一方面来说，小女孩又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她父亲的“牌友”偶然得到她家的网络摄像头账号密码，或许她的处境至今无人知晓。

　　这个小女孩生活在社会治理水平相对较高的深圳，事情一经曝光，她立刻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援。但仍有不少地方，即便有人或组织得知孩子正在遭受的一切，也可能并未展开有效的作为。

　　孩子的安全绝不能仅靠运气获得，每次受虐都要被公之于众，引起公愤后才能得到解决。在中国，还有大量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孩子正在经受“天经地义”的“老子打孩子”。更何况家庭摄像头涉及个体隐私，不能以“安全”的名义随意查看。

　　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中国儿童仍被当作家长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处置。家长打得理直气壮，外人也不便干预别人家的“家务事”。如何突破“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并把握好监督的边界，公权力何时、以何种方式介入，是最大限度地让儿童免于遭受忽视或虐待的关键。

　　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上世纪建立了儿童虐待强制性报告制度，要求学校、医院、社区等国家机构如果发现儿童受虐现象，必须向儿童权益机构或司法机关报告，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很多国家还设立了救济热线，24小时运转。

　　我国在2016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具有“发现”义务的主体，包括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这些主体在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后，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这部新颁布的法律为国内儿童虐待强制性报告提供了初步的制度保障，这面保护儿童的盾牌如何走出纸面，考验着执法者的魄力和智慧。

　　在深圳的这次事件中，警方在案情曝光后很快介入调查，宝安区妇联也及时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但是，学校老师是否发现小女孩身上的伤痕、觉察到她心理或者行为上的变化，小女孩在家被虐待，居委会是否知情，答案还未可知。

　　幼年时遭受的虐待对人的人格形成和社会行为模式都可能造成深刻影响。那些施暴者会不会想到，他们施加给孩子的恶，很可能在孩子身上变本加厉地生长。

　　法律之外，儿童不应该只接受专业人员的保护，而是需要处在一个覆盖全社会的保护系统中。教师、医生这些职业可能会更早发现儿童受虐，但绝不是需要承担保护儿童责任的唯一群体。

　　让施虐者受到惩戒，让孩子免于伤害，不仅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人们摈弃旧观念，相信任何一名可能身处险境的儿童，都与你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