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中国实力越是提升，越需要倾听和学习

杨洁勉。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中国实力越是提升，越需要倾听和学习

　　——专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方清

　　采访结束，杨洁勉起身离开酒店的小会议室。他突然又往回走，拿起桌子上的矿泉水带上。“刚才就喝了几口，不要浪费。”

　　这是杨洁勉长期参与国际活动过程中养成的一种习惯。

　　68岁的杨洁勉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已经有将近50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他同国外政界、学界等领域的权威人士有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和德维尔潘、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已故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等。“我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立足点首先是要向对方学习。”杨洁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近几年，卸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的杨洁勉已经较少接受媒体采访。“有些问题，我现在不便谈；也不是不谈，而是怕误导。”杨洁勉坦言。仍然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学术的研究和探讨上。

　　全球化势不可挡，

　　多边主义是必然之路

　　中国新闻周刊：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是真正重视全球治理这个议题的？

　　杨洁勉：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全球治理、国际治理是从古就有的。但是，真正开始实践，大概是在350年以前，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世界开始连成一片，但是主要还是以欧洲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治理逐步地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注重点。但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这个提法的出现要到1990年，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政界的，前德国总理勃兰特，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另外一个是美国的罗西瑙(James N. Rosenau)教授，他编了一本册子，名字叫《没有政府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这个概念是有一定的观察期和考虑期的，因为全球治理是西方提出来，当时的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疑虑。中国学界方面，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以后开始比较多地探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提法。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是第一次采用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之后这个词汇也就在政界和学界中经常使用了。之后中央政治局有两次集体学习，主题就围绕着全球治理。我想，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主要是有下面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相比于之前国际关系领域里常提到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这些概念，全球治理的范围要更广；另外，面对着一些全球性的挑战，人类的认知程度和应对能力相对而言还是不配套的，需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个原因，2008年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北京奥运会，再一个就是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十国集团(G20)由原来的部长级别升级为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参加的峰会。首届G20峰会，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出席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

　　第三个原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逆全球化的潮流也不断涌现。从上世纪末发生在美国西雅图的反全球化大游行开始，到现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但全球化是个历史潮流，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能顺势而为和趋利避害。

　　中国新闻周刊：从决策层面看，对于全球治理这个概念，中国从开始探讨到正式接纳，其实也就大约用了十年的时间。放在全球范围内，这个速度属于很快的吗？

　　杨洁勉：应该说，前面的准备期要长得多，虽然之前可能用的不是现在的这个提法。其实，从改革开放开始，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同世界融合速度的加快，关于全球治理的思考和探讨一直就有。

　　现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则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条件：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是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国际范畴来看，也有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比如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有英国的脱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