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作文里的生活变迁
乔著生
1986年,北京市西城区“小升初”语文阅卷现场,有一篇作文在阅卷老师中传阅。老师们一致认为:这篇《我的家庭》的作文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所发生的变化,写得好……该作文以39分的高分(满分40分)被区教委留作范文。
作文开篇说:“爸爸五年干校生活结束的时候,我来到了人间,爸爸被安排到河北化工学院当老师,和一直当老师的妈妈走到一条路上了,爸爸妈妈给我起名叫颖路……两年多后,妹妹也来到这个家,儿女双全,一家人喜笑颜开,爸爸妈妈给她起名叫颖颜。爸爸说:‘颖路、颖颜,新的路上旧貌换新颜。’这,大概是爸爸妈妈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吧!”这篇作文的作者是我的儿子,最终他以较高的分数被我的母校北京三中录取,我们父子俩成了相隔32年的校友。
我和妻结婚时都已二十七八岁,结婚当年我就进了干校,从此就没了探亲假。到妻做妈妈时,她已是高龄产妇,两个孩子不得不剖腹产。作文说:“爸爸暑假回来,带我和妹妹到附近看农民伯伯种水稻、割茭白,看稻田里的小鱼、青蛙和蝌蚪,给我们讲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爸爸带我们到圆明园遗址,给我们讲这里发生过的火烧圆明园的往事……”“很快,学校快开学了,爸爸要到石家庄上班去了,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到车站去送爸爸。我们望着爸爸登上的公共汽车,拼命地喊:‘爸爸再见,早点回来,直到汽车走远了。这时,我发现妈妈的眼睛湿了。’”
作文还说:“我五岁那年的一个晚上,爸爸突然回来了,一进门就把我和妹妹一齐抱了起来,亲完这个亲那个,边亲边说‘爸爸调回来了,爸爸再也不走了……’妈妈也赶过来,一家四口抱在一起,奶奶在旁边看着抹眼泪。原来,教育部从全国选调一些干部,爸爸被选中调到教育部工作了。”
到教育部后才知道:小平同志在教育部的报告上批示:增加四十个编制,加强调查研究,才有了这次调动。
作文说:“我九岁那年,我们离开了在海淀住了十多年的那间小屋,搬到了教育部附近的东养马营三间平房里。我和妹妹都有了自己的床,不再和爸爸妈妈挤在一张床上了……我们家有了两个写字台,我和妹妹不再和爸爸妈妈挤在一张桌子上学习、办公了……我家也有了电视机,今后再也不用扒人家窗户看电视了……”
两个孩子分别九岁、七岁才和父母分床,实在太晚了。但我们那12平方米的陋室已有了两张床和一个两屉桌,实在不能再放床了。
这些年,我们亏欠两个孩子的太多了:我只花九角钱给儿子买了个木制的“老虎车”,他蹒跚学步就拉着它到处走,哥哥上了幼儿园,妹妹又接着拉。院子里的小朋友有辆儿童三轮车,儿子爱不释手,小朋友的妈妈说:“给孩子买一辆吧,才28块钱。”可这28块钱哪儿凑去?
一次妻来信说:因给儿子看病花了不少钱,她已没钱过日子了。我搜遍了衣服兜,凑了9块钱汇去。从此直至发薪的半个多月,我没吃一顿熟菜,每天早早赶到食堂,买两个馒头回宿舍就咸菜、白开水吃。每天依旧备课、上课。这个“秘密”一直没人知道。
那时我们住的院子里多数人家都有了电视机,两个孩子也嚷着要看,买台电视要花掉我和妻子五个多月的工资,那简直是奢望。只好由妻找她要好的朋友、同事商量好,周六晚上让两个孩子去看电视,我俩有一个陪着他们。尽管这样,两个孩子路过邻居家听到里面放电视时,常常忍不住扒窗户看。
分到教育部的平房后,我们添了些必备的家具,儿子、女儿的单人床是从委托商店买的旧货,我和妻从一公里外抬回家;两个写字台是用机关处理的废旧家具请进城的木工加工而成……尽管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到买两个孩子期盼已久的9寸黑白电视机时,500块钱还差一半,在妻姐的支援下,才把电视买回家。
作文最后说:“我问爸爸:‘咱家的日子好过了,是因为我和妹妹的名字起得好吗?’爸爸说:‘傻孩子,若不是拨乱反正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若不是改革开放,我们家哪能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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