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热衷于为舞台中央的故事立传，两位社会学研究者则把目光投向了边缘，他们花了数年，为城市拾荒者写了本书。
张劼颖在拾荒者家门口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今年9月，作者之一张劼颖站在演讲台上，回忆自己曾与拾荒者密切接触的经历。不久前她看到一条书评，有人把他们的书跟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联系起来。张劼颖“五味杂陈”，质疑把拾荒者当作最卑微、低贱的群体。
王超的废品回收站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他们在哪儿生活？他们从哪儿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之前从来没有追问过。”张劼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这位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与产业社会学研究室的学者感慨，“对在城市中生活着的人来说，拾荒者这个群体仿佛总能在需要时出现，在不需要时消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垃圾场里的“儿童乐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7年，张劼颖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门抵达位于北京五环外城乡接合部的冷水村。她坐在沿街搭出来的棚子里，和外乡来的建筑工人聊着天，一个中年男人蹬着三轮车从她眼前经过，车斗里堆满了“垃圾”。
此后，她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胡嘉明教授一起，慢慢走近拾荒者这个“每天帮助城市排废，却不受关注”的群体。她们跟拾荒者密切接触了3年，在田野调查结束之后，也一直关注着这个群体。
最终，两位研究者写出了一本《废品生活》。
一样和不一样
张劼颖记得，拾荒者通常几户共住一个院子，一家不超过10平方米。每个大院共享一个水龙头，房间门口支出小棚子当厨房，搁着小炉子烧水做饭。
马大姐家大铁门外挂着木牌，写着“废品收购站”。她家租了个整院，一年6000元租金。张劼颖走进这个院子时，看到瓶子、塑料袋之类的回收物品分类码放着，堆得高高的。
屋里很干净，墙角有个合金脸盆架，搁着水和香皂，马大姐洗手洗得很频繁。
她1993年跟丈夫一起进了城，两口子在火车站待了五天五夜，只花了5元钱，每天分吃一个1元钱的面包。他们四处打零工，攒起第一个500元，买了三轮车，成为拾荒者。有一天，三轮车剐蹭到一辆货车，被车主当作赔偿拉走了。马大姐两口子“在家躺了3天，没人说饿”。然后他们重新爬起来，跟亲戚借钱，又买了一辆三轮车。
2007年马大姐40来岁，会和当时20来岁的张劼颖聊“闺蜜之间的话题”，比如孩子、老公、父母。
另一个会跟张劼颖聊女性话题的人同样40来岁，张劼颖只知道她来自陕西，叫她老乡大姐。
老乡大姐文着半永久的眼线，梳齐刘海，穿紧身裤，脚踩高跟鞋咯噔咯噔穿过堆着废品的大院。张劼颖从没见她穿重样儿的衣服，两人闲聊的话题还添上了化妆品。有一回，老乡大姐突然盯着张劼颖看，夸她“皮肤好”。话题最终落到了城里和乡下的天气对皮肤影响的差别上。
“他们和我们没那么不一样。”张劼颖说。
但他们没几个人坐过地铁和公交车，也没人踏足过这城市著名的旅游景点。只有一个拾荒者顺口提到，自己曾经翻墙进过颐和园，“省下了票钱”。
这些人偶尔凑在一起读收来的旧报纸。一次，大伙儿讨论一则电信诈骗案。有人说，“骗子怎么这么坏”。还有人笑，“这些城里的老人，怎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张劼颖发现，他们不大关注明星和娱乐新闻。时政类的消息倒是会看，但还是更关心和生活有关的事。年纪轻的喜欢说些创业话题，年长的，会拉着张劼颖谈论子女教育。不止一人问张劼颖：“能不能跟我家孩子聊聊？”
没人提过具体的要求，比如介绍学习方法或列一份书目。他们只是想有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让自家娃接触一下。
那段时间，张劼颖添加了好几个孩子的联系方式，有的在父母身边，有的在老家，但QQ对话框除了问好，就只剩一片空白。“那些孩子也并不是真的想跟你聊。”这是张劼颖多年后的感慨。
四川巴中来的王大哥曾告诉她，自己有个在老家当校长的父亲和一个当老师的大哥，姐姐在成都做生意，“又自豪，又有点矛盾复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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