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历史的转折，有很多方法。有的直面时代，进行全景式的、文献性的写作；有的善用曲笔，以历史背景的某一像素进行个人化开掘，借用小人物、小事件，对历史变化进行散点状的折射，最终综合成为一个更为具体的时代形象。而近年来的一些影视作品更在后者的基础上，引入不同的类型元素，增加了其叙事的传奇色彩，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其可观赏性。近期播出的《新世界》采用的就是后一种创作方法。
《新世界》所表现的是1949年，北平城即将解放，创作者笔下的人物在旧时代即将过去，新时代即将来临时的困惑、焦灼、疑问和选择。全剧围绕“插香”结义的三兄弟：黑白两道大哥、监狱长金海；众人眼中的窝囊废、保密局成员铁林；人力车厂少东家、外四区警察徐天展开。而其重要的历史背景，则是中共密派和谈人员与守城的傅作义将军见面，会谈和平解放北平。但是该剧并没有完全正面描写“秘密会谈”这一重大事件，而是将其作为具有包拢性的背景，细致的讲述三兄弟及其周围人物在“围城”的22天里所发生的一系列“平民事件”。这些事件中的主干线索，则是血性十足、嫉恶如仇的青年警察徐天在心爱的姑娘被杀死后，不遗余力的追查凶手，其间遇到了密谈任务未成、父亲又遭杀害的中共党员田丹。接触中，田丹用在国外学习的心理学和刑侦知识帮助徐天分析凶手最终将其找到。而在这个过程中，徐天也帮她找到了杀死父亲的特务，最终完成了“密谈”的任务。
拨开北平和平解放这一重大背景，当迷雾被剥开后，我们发现，这其实是类型化色彩很浓的“推理剧”的结构方式。其中悬念的设置和解决，是围绕着这两起命案完成的，且贯穿全剧始终。但与一般的“推理剧”不同的是，《新世纪》并不是以卖弄悬念和意外效果为最终归宿，而是利用这一结构方法下面，重点书写中共党员田丹对徐天的“感化”。这种感化，并不是变成空洞的说教，简单的为徐天“设定”新的理想信念。其高明之处在于两个人的接触中，田丹利用自己的宽容、坚定和渊博的知识，一点点让徐天了解了这个中共党员，并对他产生了信赖和期望，从而对从未见过、却被田丹经常提起的那个“新世界”产生了初步的认识和期望，从而从原来的走与留之间的困惑，从个人的爱恨情仇中开始期待新世界的到来，最终坦然的迎接新世界的到来。
表现田丹潜移默化的对徐天进行的影响和改造，使其内心产生了一个符合时代发展的“新世界”，才是电视剧《新世界》深层次的表达和创作初衷。
俄罗斯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弗·雅·普罗普曾经在分析民间故事形态时表示：“渡往另外一个王国，似乎是故事的轴心，也是故事的中间部分”“渡越的诸种形式处于融合、同化、互相转化之中”。徐天正是在和田丹的接触中，不自觉的完成了思想世界的“渡越”，完成了自己对新中国的思想认同。而作为帮助徐天完成这种“渡越”的田丹之所以能够将一个血气十足的青年转变为一个思想成熟的男人，是因为她的心中对在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即将到来的新世界充满着憧憬和信心。
在与父亲田怀中坐着火车共赴北平时，她问父亲：“爸爸，新世界是什么样啊？”田怀中回答到：“新世界拥抱我们的时候，会有些陌生，但它一定是温暖的、可靠的，就像一台充满活力的机器。我们需要奔跑，才能跟上他的节奏。”这是这样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而也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给她带来了隐忍这巨大悲痛而继续完成使命的动力，才能使她坚定执着的等待新的“密谈人”，完成和平解放的会谈任务。这种执着精神，也在深深影响着本质上就有理想主义精神的青年徐天。
这种感染——认同——并行的构置方式，非常符合唐代文论家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含蓄》中追求的文贵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即不通过田丹的豪言壮语强力转变徐天，而是徐天在一系列动作中自发的、内在进行转变和认同，完成人生的“渡越”。这种叙述方式，能够真切的感染观众，并使他们信服于人物的转变，信服于那种理想主义，信服于新世界中的那些人和未来那些事。
这样的写作方式，值得红色题材影视剧作品学习和借鉴。（武亚军）
(责编：赵光霞、燕帅)
相关阅读
赞助商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