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青少年:用计算器和小说学电脑
1986年夏,埃尔索夫和学生们一起编程。
Elektronika B3-34可编程计算器。
《康奇基:地球之路》连载。
“苏联错过了数字时代”是许多人的成见。20世纪80年代,当计算机和通讯网络在西方突飞猛进,从科研工具变成日常用品并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时,苏联却被渐渐甩开。“俄罗斯方块”成为畅销游戏程序,发明它的国家却在计算机领域缺乏存在感。
这并不是全部事实。尽管苏联未能建立因特网,也未能给民众提供廉价的个人电脑,整个国家与信息化革命擦肩而过,但它的确曾努力将青少年带入数字时代。与西方不同,苏联人没有IBM、仙童和施乐公司,代之以藏有谜题的小说与可编程计算器。
一门必修课引发国际争论
1985年9月,苏联的九年级(初三)学生开始接触一门新的必修课:信息学和计算机技术基础。该课程旨在使编程同算术和俄语一样,成为全苏青少年普遍掌握的必备技能。为实现这个目标,苏联政府编写了以15种民族语言发行的教科书,计划培训约10万名教师,并为各加盟共和国的6万多所中学提供100万台计算机。
如此宏伟的蓝图距现实似乎很遥远——工厂一下子生产不了那么多计算机,印刷和分发教材的进度参差不齐,许多教师甚至从未接受过充分的培训。
在国际上,苏联的举措引发了各国计算机专家对“计算机知识”定义的争论。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兼企业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人工智能领域开创者之一爱德华·弗雷德金主张,计算机知识意味着应用,而非写代码。他告诉苏联同行:
“计算机知识不意味着如何编程。它不是告诉你计算机是如何工作的……真正的计算机知识意味着具备使用高级应用程序的技能,例如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系统。”
苏联计算机科学家安德烈·埃尔索夫风趣地回应称,弗雷德金是在否定程序员的职业尊严。“编码和打字不是相互排斥的。”埃尔索夫说。作为苏联计算机普及教育的推动者,埃尔索夫将计算机知识视为一套知识习惯,称之为“算法思维”。
埃尔索夫师从数学家阿里克谢·利亚普诺夫,后者是苏联计算机科学的先驱,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门研究机器、生命和社会中的控制和通讯一般规律的科学。从老师那里,埃尔索夫学会了从控制论的角度思考问题,并试图在技术和社会之间建立联系。他认为,算法是人与机器的一种交流形式。
埃尔索夫并不拒绝吸收西方的科研成果。早在1958年,他就与其他苏联计算机专家与美国同行交流,与计算机先驱、首位图灵奖得主艾伦·佩利进行了深度沟通。20世纪70年代早期,埃尔索夫访问麻省理工学院,体验了美国的计算机教育实践。
尽管如此,埃尔索夫等人依然相信,苏联应该走自己的信息化道路。这种观点的核心是,苏联人应该更少地依赖机器,更多地培养公民的技能和思考习惯。通过学习编程,学生们能够更好地进行抽象推理,形成以目标导向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
当然,科学家们很清楚,只有争取到尽可能广泛的支持,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计算机课程。他们孜孜不倦地向政府官员、教育工作者、父母和儿童乃至国际社会宣传:要把学电脑像扫除文盲一样看待,让编程成为“第二识字”。1985年秋,作为戈尔巴乔夫掌权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组成部分,信息学课程正式在全苏联铺开。
彼时的苏联深受物资匮乏困扰,这意味着大多数学生只能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上课,根本没有地方实际测试自己习得的新技能。改革者并不以此为虑。相反,教材鼓励学生在纸上写程序,并进行富有想象力的练习。例如,学生们轮流扮演名为Dezhurik(这个名字来自俄语单词dezhurnyi,“值日生”)的机器人,负责“执行”诸如“关上窗户”或“擦黑板”之类的指令。地处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的学生抱怨教学设备不足,埃尔索夫回信鼓励他们积极写代码,强调年轻人仍然有机会“赶上火车,走向未来”。
埃尔索夫不同意因为条件简陋就放宽考评标准:“老师可能因为同情你而给你一个不错的成绩,但电脑不会原谅你的任何错误。这个油盐不进的金属盒子将呆在那里,直到学年结束。没有算法、没有程序、没有计划,你就没有必要坐在电脑前。”
可编程计算器成教学“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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