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记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总有写不完的大新闻

　　八十年代：“总有写不完的大新闻”

　　田惠明属于老三届、老知青一代。得益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他才能进考场，上大学，毕业后当记者，亲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田惠明说：“当时中国经济大改革、社会大发展、思想大解放，每天总有道不尽的新鲜事、写不完的大新闻，振奋国人的好消息频频传来：四个特区成立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了，肉蛋菜物价放开了，大秦铁路动工了，秦皇岛煤码头建成了……说实在的，当时物质条件极差，买一张出差的火车票要排几个小时的队，因为中国铁路总里程仅仅五万多公里，人均不足半只香烟头长。高速公路一公里也没有，买飞机票要开介绍信。两会代表进京开会，吃饭还要交粮票。尽管如此，举国上下，精神振奋，官民一心，奋力改革。”

　　他回忆说，自己当年骑着自行车到各部委采访，去京西宾馆，进大会堂、中南海旁听改革会议，“那真是一个激情迸发的年代，活力四射的年代，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

　　九十年代：“梦寐以求”的邓公南巡讲话

　　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陷低潮。

　　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再次南巡，一路讲话振聋发聩：中国不改革死路一条。发展是硬道理。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你们不要被那些假马列主义专家吓唬住。当年《深圳特区报》一篇“东方风来满眼春”，使“邓旋风”瞬间席卷全国。

　　田惠明回忆说，那年3月乍暖还寒时刻，嗅觉灵敏、反应强烈的北京经济理论界，已经感到了春江水暖。40多位较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理论名家杜润生、高尚全、于光远、童大林、吴敬琏、徐雪寒等齐聚北京西郊的《改革》杂志编辑部，讨论邓小平讲话，批驳极左思潮，一定要“清左务实”，方能将改革开放的大业进行下去。

　　时隔近30年，田惠明仍然记得那场研讨会的盛况：有人抱病参会，有人用“梦寐以求”形容听到邓公讲话的感受，有人说“这个讲话我等了三年了”，有人说“不信东风唤不回”。场外雨滴夹着雪片，场内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

　　田惠明赶忙将此振奋人心的现场新闻发出，海外报刊多以醒目的标题、显著的位置登出。

　　改革年代：官员敢说、敢干、敢怒、敢爱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重启改革开放的大门，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官员走上重要的岗位，田惠明回忆说，那时记者采访高官，是很容易的事儿，部长办公室的门一敲就能进，官员们也乐于接受记者的采访，那时的官员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经常有新思路、新举措、新方案。

　　田惠明清晰地记得，1993年，上海浦东开发之初，儒雅的赵启正手指陆家嘴的规划沙盘，对记者讲述着天方夜谭式的神话：用不了多久，一个举世瞩目的金融中心将从这片菜地上拔地而起。

　　改革年代：经济学家走红中国

　　邓公南巡讲话发表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遮遮掩掩，正式写入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但如何构建市场经济，是一门大学问，政府官员、普通民众对市场经济的知识太贫乏了。

　　于是，经济学家开始走红中国了。经济界名流吴敬琏、董辅礽、厉以宁、萧灼基等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出书斋，登讲坛，作报告，传播经济理论，分析经济走势，普及经济常识。各种名目的经济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如雨后春笋。“吴市场”“厉股份”“萧飞机”的美名传遍中国。

　　老记者眼里的改革：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抚今追昔，田惠明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举世瞩目：神舟探月，航母下海，高铁一日千里。但另一面，贪腐现象严重，环境污染很厉害，造假诈骗也很常见。我们的硬实力已经很硬了，但软实力还很软。如何树立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的中国新形象，就是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