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造假背后有多大利益？梁莹“抄袭门”的深层追问

　　学术造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触及学术研究的底线，一旦被证实，都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这是一种国际惯例。多数情况下，造假者也基本宣告学术生涯的结束。2005年12月，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因论文造假，被首尔大学开除公职，韩国最高科学家的头衔也被韩国政府撤销，还因侵吞科研经费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引发举国震动。

　　此次南大对梁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结果，不可谓不严厉，也体现了南大对此类行为“零容忍”的态度。但是很显然，对于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里的学术造假现象的追问，不能因为个案的终止而终止。学术造假很难绝对禁止，最理想的预防和监督机制是学术圈内的自查自纠，比如学术把关，同行评议。因为只有同行之间才具备鉴定真假的能力。

　　我们看到，这次梁莹之所以被曝光，是源于媒体的一篇报道，才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不是学术圈内的自查自纠。当然，媒体报道的线索多半来自于同行的举报，但这是不是可以说明，高校或学术圈内的监督机制和举报通道相对闭塞，乃至根本起不到约束和监督的作用。

　　梁莹本身是颇受关注的青年学术明星、“长江学者”，素以高产著名。在媒体曝光其学术造假之后，她迅速撤下了100多篇中文学术论文。这些都是导致“抄袭门”不断发酵的重要因素。换个思路想，假如梁莹没有这么多光环，学术造假行为没有这么严重，她是不是就能逃过此劫？这事实上还是一种“闹大才处理”的模式，一名学者只有名气足够大，造假论文足够多，才有被发现的可能。学术造假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恐怕与此密不可分。

　　但是我们知道，正如“大贪”从“小贪”而来，“大假”也从“小假”一步步演变的。长期以来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术规范和学术底线逐渐被磨蚀，甚至形成一种“偷书不算偷”的潜规则，身在其中的学者很难独善其身。

　　更何况，学术造假的背后，往往是巨大的利益推动。当我们惊讶于堂堂的“长江学者”也论文抄袭的时候，不如问一句：靠抄袭论文装点出来的学术地位和名声，是不是“长江学者”的敲门砖？这也折射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像“长江学者”这样的头衔，或者说学术激励机制，看上去很权威，但其实也缺乏一套严格而科学的评价标准，从而陷入了“重量不重质”的误区。在高校考核体系中，论文发表数量也是硬指标。这样一来，急功近利的学者必然会一味地追求高产，学术造假也就如影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