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影响中国年度学者 朱民：一位经济学家的家国天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姜璇

　　本文首发于总第882期《中国新闻周刊》

　　获奖理由——

　　他是一位天生的金融家和外交家，以出众的才能和独特的外交魅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间，参与化解了欧洲债务危机等诸多国际金融风险和挑战，推动了“人民币入篮”等重大全球治理项目，并极大促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任后，他拒绝了顶级国际机构的工作邀约，扎根国内高校，传道解惑，为中国经济建策建言，并在国际上继续传递中国的声音。

　　两年前离开IMF时，面对媒体追问从IMF任满离职后的去向，64岁的朱民曾打趣回应说，“头发白了，该退休了。”

　　事实上，这个时候，他已经为人生的下半场做了妥善的安排。

　　朱民婉拒了国外顶级机构的邀约，选择再次回到国内，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担任院长，作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回归学者身份的朱民，比以前放松了很多。他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场合，面对大众传道解惑。从中国宏观经济演变到中美贸易摩擦，在演讲中他喜欢援引大量的数据佐证，因而总是需要不断在屏幕前走来走去，指着某处数据分析其背后的意涵。

　　他孜孜不倦地阐述了金融危机10年之际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充满未知市场：全球债务规模持续上升，股市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公司收益增长收益远低于股市上升速度，影子银行继续扩张，金融市场的集中度正在上升，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情况发生转变。我们还同时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经济：经济中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经济结构轻化，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催生新的行业。

　　朱民提醒人们，要关注世界经济金融高度关联化引起的市场波动和溢出的冲击。他甚至警告说，世界可能已经站在另一场危机的门槛。在他看来，很多现象是前所未见的。“风起于青萍之末，但是现在是风已经来了却不知道从何而起。”

　　他面带微笑说着这些，言谈儒雅谦恭。身材高大的他把标志性的高领衫搭配西装穿得极为妥帖，于是很多网友赞他为“高领衫男神”。不过，这位颇有网红气质的经济学家至今没有社交网络账号，他调侃自己“挺落后的”。

十年苦干，十年苦读

　　朱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走进大学的“老三届”。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当年12月，26岁的朱民同全国570万考生一同走进考场，最终以数学满分、英语几乎满分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

　　朱民最初想选的专业是物理，但北大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父亲建议他改选经济专业。彼时，经济领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切入口，与经济相关的专业站到了时代的风口之上，国家也急需大量的经济人才。

　　朱民至今对那段充满激情的青葱岁月记忆犹新：在复旦，与他同在一个班的人来自天南海北，大家甚至不在同一个年龄阶段。有爱好文学的同学打着手电筒给大家读刘心武的《班主任》；同学们讨论马克思异化人性的争议，激辩萨特《肮脏的手》，还在中文系的走廊里读同学卢新华的手稿《伤痕》；班里有三民——潘振民、华民、朱民，常一起辩论经济理论问题，尤其喜欢激辩资本论。

　　多年以后，在入校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朱民返校作了“感恩复旦40年”的感言。他说，“我在复旦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最好的领导。复旦给了我人生的信仰，复旦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我在复旦学习了知识，学了方法，懂得了人生，理解责任和家国情怀。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与他之前的十年形成巨大反差。1968年夏天，16岁的朱民随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进入远离闹市区的一家食品厂当一名工人，一干就是整整10年。

　　朱民曾在电视节目中回忆当年的情景：进工厂的第一天就做装卸工，扛200斤的糖包。每天白天大汗淋漓地工作之后，晚上回家还要拉一会儿小提琴——这是小学的时候母亲要求他掌握的一门西洋乐器。母亲还要求他掌握一门中国乐器，他选了竹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