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12月21日电(柴燕菲 张斌)改革开放大潮起，浙江担当改革先行者角色，成为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40年，该省GDP从百亿元规模增至突破五万亿元，跃升为经济强省。
回望来路，该省政府层面持续进行的自我“革命”，堪称浙江蜕变发展的“催化剂”。
从改革开放伊始，浙江政府率先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培育起市场经济，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启动强县战略，助“县域经济”崛起；从2003年浙江开展“机关效能建设”，为保持强省地位创造良好环境支撑，到当下刀刃向内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百姓和企业带来满满“获得感”……
40年，该省推动体制机制不断革新，官员作风持续改善，行政观念执政理念持续优化。政府的“有为”，也让浙江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跑道上实现着“有位”。
义乌市行政服务中心。 王刚 摄
体制机制持续革新：育市场经济“沃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温州市委原书记袁芳烈甫一到任温州，“温州死路一条”的民谣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曾回忆，过去温州交通不便，公路差、没有铁路和机场，仅水路一条，在温州话中“水”与“死”同音，就有了“死路一条”的说法。
在调研中，袁芳烈找到了温州的希望所在：“瑞安塘下镇的一位老太太一边照看五台土织机，一边织松紧带，还带着孙子。我问她一年赚多少，她说6000元，比我一年2000元的工资强多了。”
袁芳烈看到的正是改革开放初横空出世的“温州模式”，这种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浙江民营经济在改革春风吹拂下得到快速发展。
“这一时期，采用政治辩护、变通执行中央政策以及出台相对超前的地方性政策等方式，默认、不干预甚至‘放任’当时还不具有合法地位的个私经济发展，庇护和支持民间市场化改革试验，就成为浙江各级政府的理性选择。”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郁建兴说。
如其所言，为适应和促进遍及全省的民营经济发展，浙江对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率先改革，因此取得先发优势，“千家万户搞经营、千军万马闯市场”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到1990年，浙江个私经济占GDP比重上升10个百分点。
“随着私营经济、家庭联户工业的发展，大大小小商品市场的兴办，浙江出现了一乡一村一品、一地一业的块状经济，并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经济，并和商品市场联成一体。”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李泽民回忆，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浙江开始实施强县战略。
1992年，浙江开始不断深化强县扩权改革，先后四次出台政策措施。2008年底，浙江启动第五轮扩权改革，全面推行扩权强县，几乎所有县(市、区)都得到了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
基于改革，浙江已形成近500个工业产值在5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2018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名单中，浙江有14地入选。
“浙江省在市场化进程中积极推进行政权力下放，为区域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其中，包括强县扩权等制度改革在内，正是最关键的制度创新。”郁建兴说。
浙江钱塘江沿岸。 萧山区委宣传部 供图 摄
官员作风持续改善：瞄准干部效能提升推“效能建设”
体制机制持续创新外，改革关键还在人。21世纪以来，浙江把作风建设摆在行政效能建设的重要位置，为发展做好“人”的工作。
15年前，浙江省委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切实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成为其要义之一。
200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如在提升队伍素质方面明确提出“真正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2个月后，浙江颁发全国首个问责效能低下官员的办法。
到当年底，浙江有2390名机关干部因办事拖拉等受到处理，处分理由并不是贪污腐败，而是在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或办事拖拉等。
“效能之战”不是“一阵风”。2007年，浙江深化机关效能建设；2013年7月起，浙江省委开始每季度召开一次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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