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报看形势增定力之六
扎紧制度笼子 管住“任性”权力
去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通报称,对贵州省副省长蒲波涉嫌受贿一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蒲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纵观党的十九大以来被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省管干部,类似“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这种表述几乎成了通报的“常用词”。可见,权力行使偏离正确的轨道,是导致违纪破法的关键一环。
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面对不时发生的权力跑偏脱轨问题,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需要坚持标本兼治,扎紧制度笼子,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成通报“标配”
记者截取去年8月1日至12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受到“双开”处分省管干部共120条通报为样本,看从权力滥用最终走向贪腐的表现和轨迹。
在通报样本中,120名领导干部无一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职权产生的影响力谋取私利。例如江西省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敏华“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吉林省通化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刚振涛“权力观异化,把公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滥用职权”已成为通报样本所列问题的共同点。
以权谋私的具体行为与其权力所涵盖的区域关系密切。如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王晨“在司法诉讼活动中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诉讼当事人财物”;黑龙江省国资委原主任韩冬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巨额财物”;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原副巡视员贾文声“在案件办理、工程承揽、罪犯服刑地分配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领导干部贪腐问题背后都有家属的身影。从120条通报看,有领导干部为亲属谋取利益的,有领导干部亲属收受财物的,也有亲属借助领导干部职权或影响力谋取利益的。例如,山东省烟台市原副市长聂作坤“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山西省吕梁市委原常委、孝义市委原书记马文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亲属收受对方财物”;湖北省黄冈市原副市长汪治怀“亲属收受他人财物,纵容亲属违规取得农村宅基地和私房谋取私利”。在通报样本中,领导干部亲属参与贪腐的有29例,占比24%。
权力“任性”是违纪破法的病根
造成权力跑偏脱轨的因素到底有哪些?
理想信念的滑坡直接导致权力观的异化。有的领导干部忘了权力来自于人民,忘了组织的教育培养,“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大肆弄权、谋取私利,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理想信念宗旨“总开关”出问题是走入歧途的根本原因。如吉林工商学院原副院长张国志“理想信念丧失,宗旨意识淡漠,丧失社会公德”;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原党组书记、榆林市委原书记胡志强“丧失理想信念,毫无党性观念,背弃党的宗旨,‘四个意识’个个皆无”。
思想防线一旦动摇甚至垮塌,面对权力带来的种种诱惑,一些领导干部就会个体膨胀、利欲熏心,毫无底线意识。如武汉市政府原副市长李忠“私欲膨胀,纪律和法律底线全无”;江苏省旅游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钱国超“私欲膨胀,道德败坏,毫无底线”。值得一提的是,通报直指经济上贪得无厌,利用职权大肆敛财或疯狂敛财者为27人,占22.5%。
监督不到位、权力失管是造成权力“任性”的外因。吉林省纪委监委去年8月10日发出白城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任凤春被开除党籍的通报。据媒体报道,任凤春“无视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等制度视而不见,对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都由他定好了再上会”。任凤春的“霸道”行为代表了很多领导干部权力“任性”的模样。
以权谋私时间跨度长是权力失管的有力佐证。去年10月18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河北省原副省长张杰辉受贿一案。经指控:2001年至2017年,张杰辉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26亿余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党组原书记陈旭及其亲属的受贿行为从2000年一直持续至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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