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中国心”

　　打开中国电动车大门

　　电动汽车的起源早于汽油车，中国的电动汽车起步却很晚。1978年，孙逢春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如愿走进大学的校门。四年后，孙逢春又考取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学院研究生，1987年，孙逢春获得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深造的机会。

　　“我至今仍然记得在德国吃的那个 ‘闭门羹’”，孙逢春回忆说，1988年冬天，他在德国三大汽车厂进行参观实习，在一次参观时，他被挡在了门外，他听说里边的实验人员在研究“新概念车”，后来他知道，实验人员所谓的新概念车就是新能源电动汽车。

　　“当时德国的汽油车已经世界领先，但他们仍然居安思危，考虑到石油资源未来面临枯竭，马不停蹄地研制可代替汽油车的新能源车，更何况咱们呢？”孙逢春说，他认识到电动汽车是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但在当时国内的电动汽车研究仍是空白，1989年，孙逢春在德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在每月6000马克(约2.88万元人民币)与每月92块人民币的收入之间，年轻的孙逢春意气风发、毅然回国，想在电动车领域干一番事业。

　　回国前，他跟德国导师申请复印些资料带回去，导师惜才，二话没说就把复印室钥匙递给他，让他随便用。就这样，他在图书馆找了很多电动汽车相关资料，复印下来装进了一个箱子。这箱复印资料在孙逢春后来的研究中，从电动汽车总体设计、电机的驱动、电池的管理方面给予了他很多启发，也成为打开我国电动汽车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上世纪90年代初

　　首辆电动公交车

　　“剪”掉无轨电车“辫子”

　　上世纪90年代，国内也不是没有电动汽车，在北京不少地方都跑着“大辫子”的无轨电车。但无轨电车耗电大，且受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处处拉线，所以不能将原有的汽油公交车替代，更不可能走进寻常百姓家。

　　凭借仅有的3万元回国人员基金，孙逢春开始扎根电动汽车研究，他真正接触电动汽车是在1992年。1992年，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决定“军转民”合作，把军用电驱动技术转为民用大客车技术，中方当时是国防科工委牵头支持，美方是国防部主导。

　　当时在国内找了很多院校和企业参与，有国防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胜利客车厂、长安汽车等。孙逢春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和技术总师，三年来，见证了机、光、电、化，每一项技术的开发与不断完善，1995年，我国首辆纯电动公交车“远望号”试车成功，这辆车成为我国首辆不靠“辫子”也能正常行驶的电动公交车。

　　当时有一家香港公司要买这种电动客车，并把数十万港币的订金提前汇到北京。孙逢春和团队人员本打算用卖车的钱继续批量生产，没想到，美国西屋公司突然将动力系统的价格从4万美金提高到10万美金。成本高于售价，生产计划无法进行，北京方只好把香港公司的订金退了回去。“电动汽车不能没有 ‘中国心脏’。”这件事深深震动了孙逢春，他当即下定决心：“一定要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创新能力！”

　　1996—1998年

　　手画设计图

　　为电动汽车安装“中国心脏”

　　有了这个想法，孙逢春辞去了学校振动与噪声控制实验室主任的职位，和自动控制学院一位老师带着两个学生，从学校借了一间储物间做办公室，又从零开始了。

　　当时，孙逢春团队买了四套桌椅、一台计算机和一台打印机，又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研究工作。在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四个人用手画设计图，用计算机计算。整车设计、动力传动系统匹配、电机自主研发、车身的安全系数，都是他们用了上千张图纸和进行了上万次计算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