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王国的鲜花路
一粒种子也蕴藏着意想不到的生命力。化忠义把一些唐菖蒲的种球播撒在自家菜地时，没想过有一天它们会长成一个总产值386亿元的庞大产业。
那些种球是1982年，时任昆明呈贡县农业局良种场场长的化忠义怀揣着省、市两家种子公司开具的证明和介绍信，去广东省佛山市买来的。几个月后，他将开出红花的唐菖蒲插在一个有水的小桶里，捆在自行车上，让15岁的女儿化俊华到昆明尚义街卖掉。
化忠义的唐菖蒲，后来被认为是“斗南商品花卉种植的起步”。30年后，“斗南花卉”商标成为中国第一个花卉类驰名商标。
如今，斗南被誉为“亚洲花都”，是中国乃至亚洲鲜切花价格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在斗南背后， 2018年前三季度，云南全省花卉种植总面积达158万亩，全省鲜切花总产量达80.5亿支，花卉综合总产值386亿元，从业人员上百万。
2018年12月17日，《No.1亚洲花都——昆明斗南花卉产业发展口述史》(以下简称《口述史》)出版发行，这本由昆明市文史研究馆编撰的图书与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口述史一起，被中央文史研究馆列为改革开放40周年口述史丛书全国重点选题并收藏。
“口述者们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事实：是改革开放让斗南花卉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让花农在市场经济中，从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到学会尊重知识产权，并与科研人员一起推动了花卉的科技创新。”《口述史》专家组组长、昆明文史研究馆馆员徐启亚说。花是不能吃只能看的东西，如果不是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谁能设想云南的鲜切花产量在2017年达到110多亿枝。
“斗南花卉的发展，印证了中国40年来从穷变富、从油盐柴米到享受精神产品的变化。”他说。
“花卉工厂”带来的科技启蒙
化俊华回忆，他们家刚开始种唐菖蒲的时候，村里人都不理解。 那个时候，“鲜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促使他们去种花的原因是“穷”。
地处高原的云南，有强烈的紫外线、辽阔的适宜土壤，是全球最适宜花卉生长的区域之一。濒临昆明滇池的斗南村，土地肥沃，气候温润，大片的平坝和河谷全年都能种植花卉。
但是在1950至1980年间，斗南村主要种植粮食和蔬菜。在统购统销时代，蔬菜每年按指标上交后，村里每个劳动力每天挣的工分只有8角，人均年纯收入200元。
1982年，云南全面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土地包产到户，让农民有权选择在自家田地种什么。
当时在外做建筑生意的华明昇，听从了一个在昆明卖花朋友的建议，去云南省林木种苗站买了90元的唐菖蒲种在自家地里，后来这些花卖了150元。
“当年3分地的菜只能卖几百元，而3分地的花可以卖到1000元左右。” 靠种花一年就成了“万元户”的华明昇说。
如今，华明昇与3名股东共同经营着一个400多亩的大花蕙兰农场，年收入500多万元。
在化忠义、华明昇等人的带领下，几年间斗南的土地上全部改种了鲜花。1999年，斗南的鲜花种植从最初的0.3亩发展到2589亩。斗南花卉市场日上市鲜花120万～150万枝，高峰时达300余万枝。
撬动这块土地的，除了政策还有科技。《口述史》作者之一、昆明文史研究馆馆员王晓洁说，采写此书的过程中发现，刚开始，斗南农民用种菜的方式种花，后来是一群科研工作者来到田间地头，把鲜花变成一个大产业。“他们是一个过去被新闻媒体忽略的群体”。
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以下简称“昆明植物所”)原副所长吕春朝回忆，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他开始设法转手从荷兰引进香石竹，还借鉴国外经验栽培。
昆明植物所研究员的胡虹培育的勿忘我、满天星曾一度是斗南的标杆产品。农民告诉胡虹，一筐满天星可以换回一台彩电。胡虹听了吓一跳，“那时彩电在我们心中可还是奢侈品的代名词。”
1986年，昆明植物所研究员魏兆祥从日本引进设施和栽培鲜切花技术，用云南省科技厅提供的120万元项目经费，在昆明植物所的后山上，建起了一个占地20亩的“花卉工厂”，培育香石竹、满天星等花卉种苗。
尽管“花卉工厂”只存在了7年，10位在“花卉工厂”工作过的科研人员，如今有3位已经去世，但直至30多年后的今天，花农们都对“花卉工厂”念念不忘。
华明昇常常从斗南村走到呈贡县城，然后坐中巴，换公交车，辗转来到位于昆明盘龙区郊外的昆明植物所。这位主动找上门来的年轻人，“正合了魏兆祥的心意”。他无偿提供香石竹种苗，让华明昇用两分地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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