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街越长，街口子往往越多。一个街口子里面，就像是一个收纳柜，工厂、学校、医院、住宅、菜市场等统统收纳在内。
有点历史的街道，其街口子往往是见天的。远看，像矗立在街道两旁一栋栋房屋之间的一道缝隙。走近，才知是一个口子。
家门外的街口子有宽有窄。它四通八达，相互串通。如果是赶路不是散步，大家都是抄近走。没有公交车的年代，看电影赶时间，我们总选择近路，疾走钻进一个街口子，左拐右拐，走出一道口子，就看到醒目的“人民电影院”五个字。上学我们也不走正街，都是进口子，走小道，小学如此，中学如此。上班了，依然一个口子进，一个口子出，在窄窄的小道上，你尽管想点什么，不必担心前方撞上谁，也不用考虑后面被追尾，来来回回很安全。假如那时也兴计步数，一天一万步，足有。
街道两旁大多是口子对口子，便于通风。一到夏夜，口子处都是纳凉的居民，有住附近的人家，早早泼洒一地井水，水迅速被滚烫的地面吸干，不用多少时辰，地面就转凉了。那时，一张竹床，可容纳老老少少一家子；一条板凳，也能落座三口人；还有坐折叠凳，小矮凳的，看哪里凉快，往哪里坐。大家话着家常，摇着蒲扇，互通耳闻目睹的新鲜事，一缕缕桂花香从老远的地方穿街过巷飘来……那种市井生活，温馨，惬意。街口子，简直就是一个百姓聚会的小场所。
每一个街口子，都是一个世界。早年，走进大码头街的一个小口子，就是航运公司，那是父亲的单位，我儿时暑假常呆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最壮观的两个场景，一是庞大的公共食堂，每天早中晚排着三支长长的队伍打饭，从售饭窗口一直排到办公楼的走廊外，每人一手拿个搪瓷饭盒或搪瓷碗，一手捏着餐票，等得难耐的人，用叉子敲打饭盒，敲得颇有节奏感，似乎唯有这种方式，才可催促舀饭菜的师傅加速飞舞勺子。二是食堂旁边的那口老井，井边总有洗不完的东西，每天休息时光，职工或家属提桶抱盆，搓衣洗被，一只吊桶上上下下在井口折腾，“扑通”一声，吊桶下井，拉绳一扬，吊桶在井水里翻个大跟斗，一桶水就满了，再左手一把，右手一把，交替着将一桶水拉上来。打水者一般是壮实的男士，问谁要水？我要，我要，一片回应，喊的喊，笑的笑，男女老少挤挤挨挨，有用搓衣板搓洗的，有在水泥桌上刷洗的，有双脚在盆里踩洗的，有拧被单拧得两人笑岔了气的……形态各异，七嘴八舌，热闹非凡。
街口子处，都是交通要道。生意人家喜欢紧挨街口子的门面，住就租口子里那些便宜的平房，好扛进搬出行动方便。口子处的门面走俏，口子那点空地也不会白白空着，那里是刻章、配钥匙、修钟表、补鞋、修伞等匠人谋生的“根据地”。还有小裁缝，也常年在那里支一块案板，放一部缝纫机做衣服，蒸汽熨斗一天到晚都在冒热气。那些来城里卖鸡蛋、包谷的农妇村姑，会事先进百货商店扯上几尺花布，来找这街边的小裁缝缝制。她们不讲究做工，取衣快就好，等卖完了山货余粮，新衣也可取了，随便一试穿，便高高兴兴回家。还有，寒冷的冬日，我们都惦念街口子处那个卖烤红薯的老人，买上一个烤红薯，手暖了，又填饱了肚子。
街口子那点场地，是老百姓养家糊口的地方。补鞋匠老张就靠一把伞大的地盘，每天修鞋补鞋，供出一个清华学子。他送儿子上北京城时，把一双平时舍不得穿的新皮鞋换上，皮鞋是很便宜的那种，结果，没穿两天就鞋帮开裂，自己本是一个修鞋匠，却没工具材料修理，只好凑合穿着去找街口子处自己的同行。走了很多老街，最终在一个小口子处找到了一位鞋匠。同行让老张自己补，也不收他钱。两人一聊上，才知同行竟然供出了一双读研的儿女……
那时，满街小卖部很多，孩子们都喜欢帮家里打酱油，因找的零钱就是自己的脚步钱，可买糖果吃，哪怕下雨天，也照打不误。那小小的人儿，撑一把成人的雨伞，穿上一双很夸张的雨靴走出街口子，踩在被雨水打湿的青石板上，脚下发出“吱吱”的声响，来到街对面靠口子的那家小卖部，其情其景，就像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作品《高柜台》，那不及柜台高的小人儿，店家根本看不到人影，只能听到“打酱油”的叫嚷声，然后从伞下伸出一只抓着酱油瓶的小手，另一只捏着两毛纸币的手尽量往柜台上伸。店家接过瓶子和纸币，问：“打多少钱”，“打一毛钱，剩下的买辣椒糖”。雨停了，小人儿抱着酱油瓶，舔着辣椒糖，心满意足横穿街去，回到原来的街口子，一群小伙伴在玩老鹰捉小鸡，听到一片邀请声，把酱油瓶往墙边一放，扎进小鸡堆，当家里等着酱油炒菜的母亲找来时，小家伙已经玩得昏天黑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