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第11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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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度消失，不是多难的事情。这一点，那些被匆忙张贴的寻人启事足以证明：
怀着求职愿望的年轻人不幸走进了虚假的劳务市场；17位越南籍的暗娼在中国南方等待接客，等来的却是伪装成嫖客的人贩；13岁少女与母亲吵架后离家，在网吧躲了两天；家庭的一次日常交谈中，父亲批评儿子“大脑植入芯片”的想法不切实际，不被理解的孩子选择了离家出走；失忆的老人在离家几百米的车站迷了路……
这其中，一名新生儿的经历颇为独特。为他接生的产科医生宣称他患有梅毒，说服他的父母签字“自愿放弃”孩子。当晚，他被从陕西卖到了山西，成交价是人民币2.16万元。随后，他又被转手以5.98万元的价格卖到河南。用这种方式，陕西的产科医生张淑侠总共贩运了7个孩子。她以这些幼小的生命换回厚度不等的纸钞，价钱最低的是1000元。
整件事情中，唯一毫不知情的是那个在3个省份之间被出售了两次的婴儿。他在半个多月后获救，家人为他取名“来回平”——“来回平安”，庆祝他的失而复得。
即使在所有失踪人口中，来回平都称得上是平安的：被产科医生卖了1000元的那个孩子在贩运中死去，遗体遭到抛弃。另一些类似事件中，孩子们是在睡梦里被人偷走的。当一名仅8个月大的婴儿被人从被窝里抱走时，他的母亲和曾祖母听到了动静，她们都死于刀下。
更多时候，一个人的失踪，换回的是是细水长流的悲剧：骨肉分离，家庭解体，命运流转。
2014年，山东的一条渔船载着15名船员赴南海打渔，在海上失去了踪迹。随后的2～4年里，青岛海事法院至少完成了5份宣布失踪或死亡的文书。文书的申请人是这条船上不同船员的母亲、妻子或兄长。
根据法律，“公民下落不明满两年，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失踪”。一张法律文书，正是“失联”与“失踪”的差别所在。
湖南省常德市有这样一个令人怜惜的女孩：父亲在她不满7个月大时患病离世，3日后，她的母亲离家出走。当她长到3岁，她成了这种法律文书的当事人——祖父代表她向法院申请宣告母亲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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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并没有全国性的失踪人口数据、信息系统。社会的不同角落——电线杆、十字路口和互联网，张贴着各式各样的寻人启事。
民政部管辖的社会救助站里，掌握了一部分走失人员信息，最权威的失踪儿童信息平台则归属公安部。一个用于救助，一个用于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二者存在小范围的交集，但都不够全面。举例来说，一位普通成年人的消失，就可能既不在这个系统，也在另一个系统之外。
《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提到要推进“信息共享”，这项工作由公安部和民政部负责，另有8个部门参与。
民政部发布的信息表明，截至2019年5月，中国大陆共有1623个救助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滞留人员有34805人。但数字总在变动——救助站里永远人来人往。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是一个名为“团圆”的系统，每天通过20多个信息入口发布儿童失踪信息，这些入口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字节跳动、新浪等互联网公司旗下的手机客户端。它由国内6000多个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民警使用，不提供对外下载。3年里，“团圆”发布了走失儿童信息3978条，找回3901名失踪儿童。
形形色色的寻人启事总在讲述走失者形形色色的原因：灾难，战争，拐卖，创业失败，父子失和，夫妻反目……《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提到的一条举措，解释了另一种业已引起关注的可能性：“研究在劳务市场发生的拐卖人口犯罪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工作。”
“在走失面前，大家是平等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公司员工曾华说。他负责这家公司旗下“今日头条”的公益性寻人项目。
从2016年2月启动，到2019年7月，“头条寻人”发布了7万多条寻人启事，找回了1万多人，时间最短的只花了1分钟。目前日均找到10到12人。他们追踪了7万多条信息中的每一条，由此建立了一个企业级的走失人口数据库。
其中最多的走失者，是18岁至60岁的成人，老年人排在第二位，然后才是孩子。这是最意外的一个发现。2015年夏天，今日头条最初设想的寻人项目，瞄准的是孩子，但有半年多的时间，一个孩子都没找到。这使他们对项目的可行性拿不定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