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份快递里，装着一张大学“入场券”

　　骑着摩托车的邮递员是沿着村里的洋灰路找到我家的，车架上横跨着墨绿色的邮件包，他从中拿出一份薄薄的文件让我签收。之后，又递给我一束塑料假花，后来它在客厅的花瓶里生活了很久，直到我结婚后，被另一束婚礼上的假花替代。母亲很喜欢它们，既漂亮又不会很快凋谢，只是会逐渐蒙尘，一如我们的记忆，色彩变得模糊不清。

　　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到底是谁买了那束花，也许是我即将就读的大学？毕竟它是跟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一起来的——对，就是我签收的自人类诞生以来发到我家的第一份快递文件。后来，我常在媒体上看到各种花式录取通知书，有立体的，有毛笔手书的，我们那会儿不流行这些。不过，对我来说，这也已经足够触动我了，那相当于一张人生的车票，意味着，不久之后，我就要沿着那条洋灰路，走上省道，进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里了。

　　从物理空间来看，学校离我家算是很近，大概100多公里而已，但真正的距离感来自心理层面。此前，我在县城度过了中学时光——那毕竟是个封闭的环境，放假后我大部分时间仍然生活在那里。

　　尽管城市化进程已经开始很久，但至少我生活的北方农村，人们进城仍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甚至直到前几年，父母来北京小住，都要买一身新衣服。或许是寻求一种体面，或许只是想借此买件新衣服。

　　即将开学的我，也是要去买衣服的，那是一种生活重新开始的仪式感，就像是新年一样。当时，我们县城的发展程度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仍然是土土的，我们不知道城市里流行什么款式。但说实话，整个服装店里的衣服我都喜欢。但看看钱包，只能随便选了两件。其中有一件黄蓝相间的小格子衬衫。后来，这成为全国程序员都喜欢的款式。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引领潮流十数年。

　　2003年的中国，不同等级的城市仍然存在巨大差异。那一年，中国手机用户达到了2.68亿，但我身边的亲友中，手机仍然是稀罕物。父亲当时做点小买卖，有了一部手机，不过也是城里亲友送的，二手飞利浦翻盖手机。他办的电话卡，出了家乡所在的地区，就无法接通电话了。现在我儿子，刚上小学，就吵着要手机，但我上大学那会儿，没有人觉得应该拥有自己的手机，我似乎也没想过这个问题。直到大二，我开始勤工俭学，才出于“工作需要”买了一部诺基亚直板手机——当时没挣多少钱，还是从父母那里引入了投资。

　　看看现在，城市里流行什么，农村就流行什么，几乎无缝衔接。今年夏天，我路过河北一个贫穷的小村子，房屋破败，但门口一个小孩子，非常认真地在低头刷着抖音。

　　到2003年，中国高校扩招4年了，读大学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过，我和大伯家的哥哥，仍然是我们农村家族近30年来仅有的两位大学生，这自然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诸位亲友纷纷送钱送礼物，甚至是舅妈的母亲——我们甚少见面——都送了我一块手表。那些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不过，拿到大学入场券，仍然成为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多年后，人们对大学扩招多有批评，但在我看来，若非大学扩招，中国众多农村孩子可能永远不会获得这样一个机会。我可能也会步父亲的后尘，去某个建筑工地打工，每年因为包工头拖欠的工资感到苦恼。

　　进入9月，开学季终于到了。那天早晨，父亲和大伯找来一辆面包车，拉上我和堂哥的行李，带着我们出发了。面包车沿着那条裂痕遍布、坑坑洼洼的洋灰路往东，驶入省道，一直走下去，3个多小时后，就到了我即将进入的城市。我之后会在那里生活5年，再转到另一座城市，彻底变成“城里人”。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看着林立的高楼大厦和那些拥挤的人，没有地图导航的我们，终于在这座都市里迷路了。我们在蛛网般的街道里问了好多人，仍然没找到目的地。我忧心忡忡地想，大概我们永远无法抵达我的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