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工作的变与守——以主题图书出版为例

编辑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规律，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理论和方法。但编辑又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作，随着内容生产的变化，新技术的创新与运用，它又经常面临新问题，并因新问题而形成新的策划思路与编辑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类图书占据了出版排行榜的半壁江山。据统计，2017年有17种主题图书年度累计印数超过100万册，成绩卓然。主题出版俨然成为出版领域越来越重要的课题。“时效性”无疑是主题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编辑要始终保持“变”的思维，持续学习，吃透精神，寻找规律，做好适时性、长远性规划。从被动等书稿，到提前储备稿源，这种变化既是组稿意识的变化，也是操作手段的变化。加之各主流媒体的数字化营销和推广手段、版权领域不断增长的对外输出规模，主题出版呈现了广阔的空间和蓬勃的生机。坚持“守”的职业要求，秉持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的理念，寻找领域内的顶级作者，保证主题出版物的原创性、思想性和权威性，服务大局，凝聚人心。

现以主题图书出版为例，结合本人亲身经历的策划案例，谈谈在编辑工作中如何处理“变”与“守”的关系。

把握大方向，提前做规划。 2017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为此，2014年，我和基本法研究权威、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教授约了一部关于基本法的书稿。《“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初稿于2015年完成。后因作者工作变动，修改工作一度停滞。其间，该书入选中宣部2017年度的主题出版重点项目，无论从出版社层面还是作者层面，我们都形成了统一的共识，打造精品，为香港回归献礼。因为作者在香港工作，所以我们常规性的改稿方式无法开展，只能利用先进通信手段，每天下班之后，通过微信和邮件的方式交流稿件修改情况，之后的那几个月几乎天天沟通到凌晨一两点。此书在内容的打磨上可谓精益求精，从最初近600页55万字的书稿，到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300多页33万字，中间几度反复，优中选优，好中选好。这种“内容为王”的秉持和坚守，贯穿在这本书的整个出版过程中。在本书的后记里，作者写到“深夜十一点半，在维多利亚港岸边的办公室里，我刚刚与本书编辑通完电话，发现有朋友发来微信文章，标题是‘鸦片战争爆发177年后的今天，我国完全自主研制建造的首艘万吨级驱逐舰下水，”我突然想，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南京的朋友那么执着地要出版这本书，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几年来对我的耐心包容和持续不断的善意提醒。

恪尽职守，永葆初心。今年我社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合作的两本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献礼书——《策划天涯三十略》和《我的海南梦》，在海南建省庆典活动之后举行了新书发布会。这两本书的出版过程用战斗来形容并不过分，时间之紧，要求之高，任务之重，没有出版人的奉献意识、服务意识和工匠精神为支撑，难以完成。编辑团队放弃了正常的休息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为了节省往返书稿的快递时间，组建了作者团队和编辑团队的QQ群，明确分工和每步的时间节点，采用电子稿校改的无纸化方式，责任到人，随时有问题，随时沟通解决。两部书稿的编校、引文的核查、版式的调整、封面的设计，同步展开和推进。即使时间如此紧张，依然按照国家行业标准做到三审三校。最后的顺利出版展示了出版社整体的专业水准和运作效率。

建立新队伍，培育新作者。有句俗话说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有了好的作者队伍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话虽然直白了一点，但也道出了一定的客观事实。这里的“衣食无忧”是指有一定的作者资源，稿源丰富，编辑可以有较多的选择余地，从而更容易做出精品力作。这是一个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针对目前主题出版领域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年轻作者队伍的建立和培养迫在眉睫。在各种学术会议或团体年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永远是顶级的学术权威，这些权威自然成为出版社争抢的焦点。其实编辑不妨跟参会的中青年学者多多交流。他们在研究领域正处于上升空间，有一定的学术成果积淀，有精力和志趣从事更深入的研究和创作。他们眼界开阔，思维活跃，观点新颖，乐于接受出版过程中多媒体融合的新形式。编辑可以引领其了解主题出版的价值和意义，为他们从事主题类图书的写作创造便利，提供尽可能的支持；同时也要遵守职业道德，不计较一朝一夕的得失，平等对待每一位作者，秉持“广种薄收”的心态，为每一位新作者认真做“嫁衣”。对“变”的作者，保持出版人“不变”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