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新闻作品版权保护探析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关于内容、平台、用户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商业网站受利益驱使盲目追求流量与用户，部分媒体人媒介素养缺失，导致新闻作品侵权成为常态。新闻作品侵权有哪些新形式？新闻作品维权存在哪些困境？新闻作品版权保护路径有哪些？本文旨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找出答案。

一、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作品侵权表现

移动互联时代新闻作品侵权产生新形式，主要表现为：通过深度链接恶意侵权；通过网络转码主观侵权；“洗稿”成为侵权新形式等。

1.通过深度链接恶意侵权。通过深度链接恶意侵权主要存在于新闻聚合平台中，典型代表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这些平台不生产新闻作品，主要靠从其他自媒体或者网站上转载文章获取内容，甚至未经许可。2014年6月24日，搜狐起诉今日头条，称后者通过“深度链接”对自己新闻作品进行侵权。

2.通过网络转码主观侵权。网络转码，是利用WAP转码技术，将WEB页面（HTML格式）转换为WAP页面（XHTML或WML格式）［1］。平台会将原新闻作品中广告信息恶意剔除从而剥夺原作者获益权力。2014年6月24日，搜狐起诉今日头条，称其直接抓取复制使用搜狐网、搜狐网手机版以及搜狐新闻客户端里文章、图片，通过网络转码将内容转换为XML格式，存放于今日头条服务器上，在用户浏览时将XML内容渲染成新闻页面呈现给用户。

3.“洗稿”成为侵权新形式。“洗稿”指在某篇原创文章发布之后，他人通过改变其措辞颠倒顺序，再写一篇新文章，但写作思路、架构均与原文章类似。2018年5月25日，媒体人魏武挥指出其作品《滴滴，一个连接者的责任边界》［2］被微信公众号“伦敦交易员”抄袭，改为《滴滴是如何走向‘邪恶’的？》［3］并标上“原创”标识。“洗稿”本质是一种侵权行为，但隐蔽性强、维权难度大，也被称为“高级抄袭”。

二、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作品维权困境

由于取证难、维权成本与维权收益不成正比，加之版权保护与内容传播诉求之间的矛盾，以至于维权成功者甚少，严重打消了新闻作品生产者的维权积极性。

1.侵权主体多标准不一造成取证难。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新闻作品开放性更强，获取也更加容易，往往被多家媒体同时侵权，加之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给取证带来很大困难。

（1）侵权主体数量多难以确认。新闻作品侵权主体一般涉及多家网站、媒体，侵权主体数量之多、侵权范围之广给取证带来很大难度。2016年5月26日，《新京报反侵权公告【第二十一期】》［4］创报道《悬崖上的村庄》［5］等多篇文章，被九派新闻移动端、央广网、云南网、东南网、中国经济网等多家网站、新闻移动端未经授权擅自转载并修改标题。《新京报》有专业数据监测机构因而能迅速全面监测侵权行为，对于一般媒体尤其是个人而言，在庞大的互联网数据库中精确找到侵权主体无异于大海捞针。

（2）侵权标准认定不一造成取证难。由于没有统一的侵权认定标准和值得借鉴的相关案件审理经验，导致法院对各种新闻作品侵权认定难，也造成取证难。2008年新京报诉“浙江在线”侵权案，法院曾要求新京报将7000余篇被侵权新闻作品以每篇文章一个案件分案起诉，大大增加新京报维权负担。2015年霍炬诉微信公众号“差评”侵权案，法院最终判决证据不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然而什么是“充足证据”，法律和业内都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2.维权成本与维权收益不成正比。目前我国文字侵权赔偿标准较低，加之侵权者往往只使用精华句子，导致赔偿数额更低。维权成本和维权收益之间的巨大矛盾往往使维权者望而却步。

（1）维权成本不堪其重。我国法律施行“谁主张谁举证”诉讼原则，被侵权者需要自己承担所有举证成本，包括金钱、时间、人力等，往往令维权人不堪其重。2015年11月4日，新京报起诉“一点资讯”，称后者侵害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新京报方诉讼代理人年彬质为给被侵权文章公证，一月内跑了13次公证处，公证了50篇被侵权文章，仅公证费用就近2万元，时间与人力成本更是无法计算［6］。

（2）维权收益入不敷出。国家版权局公布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规定，“转载、摘编其他报刊已发表的作品……按每千字100元付酬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7］维权收益远远无法弥补生产成本和维权成本。《南方周末》曾指出其稿件生产成本为12元每字［8］。其起诉《一个日本记者经历的中日误解》文章被非法转载一案，法院一审判决赔偿3000元，该文3300余字平均每字赔偿不足1元，远远低于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