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再现”理论与话语分析研究方法，对近5年来中国发展题材纪录片进行文本分析，尝试解读他者视阈和自我视阈下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以及背后意识形态的建构机制。纪录片的制作直觉影响着传播效果，为了配合“走出去”战略、争夺国际话语权，国产纪录片不仅需要追求文本质量，更应赋予更多的文本隐喻，制造有特殊语义的联想关系，并以本土化思维进行有针对性地制作与传播，进而促进国际受众的认知与政府外交政策导向的一致性。
关键字
纪录片；中国崛起；话语权；形象建构；制作技巧
一、绪论
（一）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
发达国家长期坐拥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绝对优势，并一度垄断媒介话语权。从“黄祸论”起到今天的“中国威胁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已经呈现出高度板结化特征，[ 常江. 从 “傅满洲”到 “陈查理”: 20 世纪西方流行媒介上的中国与中国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西方媒体将中国人的形象以多种符号植入欧美发达国家大众意识中。部分形象已经被完全先进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并衍生出机制化、固定化的偏见，并在媒体的狂轰乱炸中泛化为主流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共同想象。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昔日由发达国家主宰的世界面临解体的威胁。
国家形象不仅维系着各国民众之间的意识形态，也客观反映出国家间形成的交互性与竞争性关系，体现出国家行为体、民间互动与关系建构，反应了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叙述的“他者”视阈。
“国家形象”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并被赋予了工具化倾向。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沃尔特·李普曼曾指出，刻板印象的形成有赖两个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承载刻板印象的象征符号 (symbols)，二是将这些象征符号植入人的观念的权威力量。[ Walter Lippmann，Public Opinion，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8，p. 222]
国家形象影响异国社会性成长，更与其国际声誉息息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国民众对该国的任可度以及对外交流的外部阻力。综合国力和国家整体面貌是构建国家形象的基石，但是媒体却在形象传播过程中起着引导、催化作用，影响着文明体间的凝视与想象。“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论”、“中国不确定论”等言说此起彼伏，体现出多元国家主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与判断。
当下，中国走出去的迫切需求与弱势话语权严重不堆对称，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化，中国更需要构建国家形象传播路径，服务于中国对外传播的客观需求。
（二）画面与声音的艺术：纪录片的功能拓展
从符号互动论或建构主义的角度看，纪录片的符号和信息是被“建构”的，其意义是被“构建”的。无论是画面的拍摄、画面的加工处理还是素材的合成导出框架理论都涉及其中，框架提供者作为符号内涵框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大国博弈中，纪录片不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更上升为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其构思、拍摄、剪辑、叙事、传播的过程，更有着一套精心编排的系统流程。国际主流媒体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从故事内容的选择设计到叙述故事的方法手段甚至受众群体都有着明确意图，特别是对视角的使用以及对细节的呈现，这不仅需要精良的拍摄设备和精美的画面呈现，更需要精心编排与故事结构。
纪录片以事实作为基础、以视频、声音符号进行传播的非虚构视听艺术手段，相比文字报道，纪录片具有更强的画面纪实功能；相比电视报道的流动性与碎片性，纪录片对事实的画面呈现更加完整并能提供更加专业的解读视角。从符号学角度看，纪录片是将拍摄片段按照某种逻辑结构进行重组排序和拼接。
纪录片的水准和传播效力，关乎国家在全球媒体竞争、构建世界话语体系，国内外的宏观环境与纪录片国际传播息息相关，国家的政治需求为纪录片的拍摄创造了机遇，成为纪录片的外部资源和战略优势，但同时，宏观环境的变化也会为纪录片的传播和解读带来考验与风险。尤其是国际传播，传播对象的宏观环境更多体现为挑战。
纪录片的发展战略与其他行业的发展战略具有共性，但也有其特殊性，不仅具有与一般商品、服务的经济效益，也具有极强的文化属性与政治意义，承担着纪录片本身对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传播，甚至上升至国家软实力乃至历史解释权等多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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