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为什么让黑人导演想愤然离场？

原标题：《绿皮书》为什么让黑人导演想愤然离场？

　　《绿皮书》虽然拿下了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但导演彼得·法雷里连“最佳导演”的提名名单都没能入围，在一些人眼中恐怕还是“成色不足”。这其中就包括了黑人“老炮”斯派克·李（《黑色党徒》的导演），当他听到最佳影片居然是《绿皮书》时，气得要离座退场，被现场工作人员劝回，最后自嘲了句“每次有人开车，我就会输（29年前他的《为所应为》就曾败给过《给黛西小姐开车》）。”导致他愤怒的真正原因，当然不是开车的主题，而是这部《绿皮书》是一个几乎由白人思维主导的电影，与他们这些黑人导演的作品有本质上的不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绿皮书”这个听上去有些浪漫的片名，背后却是丑陋的美国近代史。在上世纪60年代，由黑人邮递员编纂的这本“绿皮书”，是指导美国黑人深入保守南部腹地的旅行小册子，告诉他们哪里才能住宿、吃饭，否则就会遭到白人侮辱、驱逐和殴打，是一本满是血泪的“保命手册”。这么个种族主义时代的特殊产物，放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回顾，原本应该满是愤怒的声讨，在白人法雷里的镜头下却成了一个温馨、包容的公路喜剧。他当年可是拍《阿呆与阿瓜》这样的影片的，同样是两人结伴开车远行，智商欠费的吉恩·凯利和杰夫·丹尼尔斯，如今成了黑白搭配的维果·莫腾森和马赫沙拉·阿里，敏感的肤色对立就在圣诞之夜化解，对于那些毕生斗争的黑人平权运动家来说，这也太容易，太幼稚了。

　　当年种族对立的尖锐和粗暴，难以调和，《绿皮书》最后那场餐厅戏已有所体现，但在李这样的激进主义者看来，还远远不够，《黑色党徒》里就是经过血与火的暴力洗礼，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让黑人有一丝刺破种族主义壁垒的机会。《绿皮书》里的理解来得太轻巧，太想当然了，说得好听是“举重若轻”，说得严厉点就是“蓄意麻痹”，会让人忽视掉斗争的残酷性。如果把今年奥斯卡上获奖的四部“肤色片”放在一起看，《绿皮书》和《黑色党徒》《黑豹》《假若比尔街能说话》并非一个“阵营”的，这种差别是立场和视角的区别，这才是斯派克·李等人难以容忍的。

　　因为事实上的种族冲突就在眼前，《黑色党徒》里最后的新闻片段就是当下的美国社会，《绿皮书》里再怎么柔光美化，都难以安慰那些被种族分子碾压的死者家属。而在保守主义重新抬头的后奥巴马时代，黑人地位和话语权的演变实在微妙，即便在好莱坞这个左翼大本营，能给出的声援方式也没有太多。去年已经声嘶力竭地怼过了特朗普，今年就算把一半的表演奖颁给了黑人演员，也仍然难以平息少数族裔对平等的绝对主义要求——以阿里在片中的戏份，凭什么不能提名男主角，而只算是男配？

　　白人为主，黑人为配，《绿皮书》里这样的设定，并不只是因为戏份的多少，而是前者对后者的观察才是真正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司机托尼·利浦一路上发现唐·谢利博士身上的秘密，比沿途的风土人情更有意思，莫滕森的演绎更加丰满，多亏了他银幕上的莽汉形象和演员自带的诗人气质，让这个托尼既有头脑简单的一面，也有微妙的内心曲线。从一个黑人用过的杯子都要扔掉的隐性种族主义者，到邀请黑人来家中同过圣诞节，真正打动托尼的，或许不是谢利的才华、修养，而是对“史上最孤独的黑人”的同情，让他意识到侮辱和暴力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至少不会像《皮肤》（今年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奖）里那样，把歧视和对立传递给下一代。但这种“顿悟”式的同情只限于个人和家庭，难以蔓延到更广泛的白人群体中，所以才会有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才会有《假若比尔街能说话》里的控诉司法不公，《黑色党徒》里的体制内卧底单挑3K党，《黑豹》干脆自组文明、另立一国……相比之下，黑人和白人开趟车出了趟远门就成了好友，携手给妻子写情书的一幕，也太温和了。

　　从结构上看，《绿皮书》是一部圆熟、工整的公路片，有人物、有动机、有冲突，还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崇高立意，真实故事的基础提供了可信性，虚构的篡改又增添了戏剧性，奥斯卡不给个奖都说不过去。对于熟悉此类电影的影迷来说，影片的情节发展也大多在意料之中——著名钢琴师谢利要去南方巡演了，司机托尼是个意大利裔的社会人，这一路磕磕碰碰少不了文化、习俗和性格上的冲突，其中最有趣、也最值得深挖的新意，是二人身份的“逆向”设定：黑皮肤的谢利是受过高等教育，不屑吃肯德基的优雅绅士；白皮肤的托尼反而是举止粗鲁，没教养没文化的底层混混，这就比《给黛西小姐开车》《触不可及》等同类影片多了个实验性的思考：位于社会底层的种族，能够通过艺术教育和文化修养，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