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英明一家人（左）和刘耀军一家人（右）的合影。
2月16日晚，王景春和咏梅凭借《地久天长》分别获得第69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最佳男女演员奖。这两个几乎让观众记不住名字的中年演员，凭借着深厚的积累和敏锐的共情能力，几乎完美地塑造了一对“最普通的普通夫妻”，也感动了无数的国外观众。22日，这部电影在内地上映，但其实在之前的一些点映场，国内观众有了许多不同声音，比如在某大学的映后分享，有观众直接评价这是一部“烂片”。豆瓣热门短评直言这部电影“人物假、布景假、化妆假”。这部电影真有那么差？
1 设定不足，只得演员表演弥补
这部电影讲述了刘耀军和沈英明两家人的羁绊，两家的儿子刘星（星星）和沈浩（浩浩）在野外嬉戏的时候，星星因意外身亡，此事彻底改变了两家人的命运。刘耀军夫妇远赴南方，多年后，两家人再次相聚。在电影的三小时中，虽然纵跨南北，囊括了知青返乡、严打、计划生育、工厂工人下岗、南下打工、房地产的兴盛等时代事件，塑造了悲情家庭的生活截面，但最终的事件和情感落脚点，还是“隐忍”“原谅”“大团圆”，缺少必要的反思和事件对当事人人性层面的转变。与其说《地久天长》有着宏大叙事，不如说它只是一次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事件的对位。
这是一部完全依托于演员精湛演技忽略了导演技法的电影。除了无可挑剔的表情和具有时代感的道具，你看不到影像变革，也没有环境塑造。演员在每一个布景之间表演，几乎没有与空间的互动。观众看到的是演员被放大的细节表演，是一对一的精准情绪传达。非线性叙事不仅弥补了人物情感上的不连贯，回避了时代伤痛的最直接反应，也让表演而非导演技法主导了叙事。
在耀军的父亲角色上，王景春的优秀演技掩盖了角色设定上的不足。设定上，面对人生最大的悲剧（孩子夭折），耀军和妻子没有互相指责，没有失控，没有歇斯底里。在两人独处的时间里也没有任何对事故的怨恨，所有的发力点只是耀军挥到墙上的拳头，甚至连出轨也不是耀军的主动选择。悲痛让人失语，但不是让两个相依为命的人不能交流，他们是没有自主性的理想化的共同体。
王景春将耀军这个人物内心的悲痛和愤怒化为了抽烟、沉默、欲言又止等观众能够直观体会的外部动作。但我们很难在文本层面看到这个人物完整的人物弧光。从计划生育时期的愤怒到痛失爱子的绝望，再到告别故土南下打工的麻木，所有情感都缺乏有逻辑的诠释和释放，直到被迫完成“大团圆”式的结局，王耀军始终停留在茉莉（沈英明的妹妹）来做客一场戏中“都挺好的，都挺好的”状态，也始终只是一个“好人”。
一部作品表现苦难和悲情的时候，最高的形式是掩饰悲伤、维持体面、继续生活。《地久天长》则将失去孩子作为了先于一切的前提，所有人物需时时刻刻以此为首要生存原则，他们不被允许重新开始生活，不被允许带着欢乐活下去，不能重新融入社会，不能绝口不提往事，甚至故作欢颜都是错的，也就难以避免人物状态单一。
2 对“孩子”缺乏铺垫变成符号
影片中的“孩子”也因篇幅所限变成了一个符号般的存在。缺少家庭间的互动和父子母子的情感铺垫，电影变为了对孩子这一概念的失去，而非与真实人物的永别。关于其过往共同生活细节的回忆尤为干涩，沈英明拿着菜刀过来想要以命抵命，纵然增加了戏剧张力，却绝非袒护孩子的父母的正常行为，更像是内疚之下的一层表演。
养子星星的角色也欠缺更深层的展现。失独家庭领养与自己孩子长相相像的孤儿并取了同样的名字，这个孩子所要背负的情感和夫妻需要面对的自我欺骗，都不是片中叛逆、离家出走所能展现的。影片的最后，养子归来，却省略了这其中最复杂的情感转变，将感动观众视为最大的行为意义。
对于养子星星的成长变化，他从带着奇装异服的摩托车党呼啸而来并吃下一盆西瓜，到与养父母愤然决裂不忘下跪告别，在成年时接受父母不顾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依然叫自己“星星”。导演控制着每个人物不许拥有丰沛的本能的感情，其实也是一种“不敢”。不敢让矛盾升级流露出恶，也不敢在大团圆之外做出另外一种更符合人性的选择。
3 片中“观众”很狗血
相关阅读
赞助商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