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理解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种重要的新闻职业话语机关，“新闻民工”并未随着新技术时代的到来而成为历史问题，反而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景观”。长期以来，围绕新闻民工的研究忽略了媒体从业者的自身话语的阐释。本文通过直面中国媒体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探寻他们对新闻民工话语的“在地理解”。研究发现，媒体从业者内部对这一话语呈现较为明显的冲突，尚未形成共识。这一冲突恰恰反映媒体转型时期媒体从业者复杂的内心状况、体制、市场、技术等多种社会力量交织造成的矛盾和内在张力、新技术冲击下“边界失守”所带来的种种精神困境以及为重塑边界所进行的种种努力。
关键词：新闻民工；媒体从业者；新媒体；阐释话语；边界工作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8-0000-05
媒体市场化改革以来，“新闻民工”作为考察中国新闻从业者理念、话语、生存状态的关键词之一，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上个世纪媒体体制改革的浪潮中，曾经的无冕之王一夜跌下神坛，沦为没有底薪、按稿计酬的民工。[1]如果说市场化改革将一部分从业人员隔绝在了编制之外，使之变成廉价劳动力，那么互联网技术，则带来了传统媒体从业者的整体下滑。新技术时代，“新闻民工”已不再是单纯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更多地加入了归属感淡漠、认同危机、前景焦虑等精神困境。
一方面媒体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待遇问题和劳动保障等传统新闻民工问题并未明显改观，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转型冲突和边界失守使得新一代媒体从业者面对更多更复杂的焦虑。著名记者离职、过劳死、采访中记者权益乃至生命安全被侵犯……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件，让“新闻民工”的职业困境和生存状态得到学界业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2]但笔者好奇的是：离开了热点事件，关于“新闻民工”的阐释如何展开？媒体从业自身怎样理解和阐释“新闻民工”现象？这是笔者思考的起点。
一、对新闻民工的既有研究
对于什么是“新闻民工”？如何理解“新闻民工”？学界并未形成统一观念。但基本可以归为三种方式：制度层面、话语层面以及认知层面。
早期的研究基本上都沿着制度层面展开。媒体改革用人制度采取雇佣方式，大量的媒体从业人员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媒体工作。这一时期的新闻民工研究专门针对这些编外人员。比如“‘新闻民工’是对农民工概念的借用，又称新闻单位的临时工或临时聘用人员。”[3]
随着新闻民工现象的普遍化，记者群体普遍认为待遇差、职业地位下滑、工作辛苦等等，“新闻民工”不再聚焦于编制问题，而是成为一种弥漫在新闻行业内部普遍的心态和情绪，新闻民工现象的研究转向为记者认知层面的研究。[4]
再者，有学者把“新闻民工”视为一种话语，放置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曹晋认为“‘新闻民工’修辞作为记者自嘲或调侃自身地位下滑的口头言语一度流行，继而成为转型中国一种新型的身份概念。此修辞是对新闻工作者在市场经济下从文化事业身份转为全职临时工的经典隐喻。”[5]
综合以上三种研究视角，我们可以梳理“新闻民工”作为一个规范参照系的内涵：它既蕴含了某种职业心态，又指向了一种特定的职业话语。它反映了职业群体的特征、工作状态和发展趋势，同时又与体制、市场、技术等多种社会要素相连。制度、认知和话语分别代表了“新闻民工”现象的不同维度，但它们都暗含着媒体从业者群体内部一种消极的力量和新闻职业被消解和被祛魅的趋势。如果说新闻民工是一种建构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话语，那么“制度”取向和“认知”取向在这一话语的建构过程中是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的。
本文把“新闻民工”视为一种职业话语，这一话语与转型时期媒体从业者的自我认知和心理状态相连，也与复杂的制度支持和新媒体时代特定的技术逻辑相关。同时，相比于传统新闻民工时代对经济待遇和工作保障的集中控诉，新媒体时代的新闻民工具有更加复杂的内心压力和更多层次的焦虑。这就使得“新闻民工”这一话语，蕴含了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丰富的意涵。
同时，对新闻民工这一话语的研究，不能缺少来自新闻从业者自身的声音。以往的研究以专业社会学的视角，把新闻民工当成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忽略了媒体从业者自身的阐释。媒体从业者自身是如何理解自己的？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属于“新闻民工”？在不理会新闻业自身的声音的前提下，把新闻民工的标签粗暴地贴在媒体从业者身上，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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