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

摘要：作为一份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极高声誉的民营报纸，《大公报》在建国初期进行了艰难的转型。其中政治局势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对《大公报》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报纸的兴衰存亡反映了政治经济等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探究推动《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对传媒业的影响，有助于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的转型提供些许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大公报；民营报纸；转型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8-0000-04

《大公报》自创办之日起，“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记录了世纪的风云，记录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积极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1]正如方汉奇先生对《大公报》的评价，这份由知识分子精英主办的报纸，在一百多年里始终坚持“大”与“公”的办报宗旨和“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独立,寻求发展与振兴的艰辛历程。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世界优秀报纸，《大公报》获得荣誉奖章。1980年，《大公报》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条件的变化对《大公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大公报》在与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发展，实现了建国后的新生。

一、大公报历史沿革

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作为办报宗旨，苦心经营，使《大公报》成为华北地区的大型日报，后英敛之退出，《大公报》转归王郅隆经营，销量大跌。1926年《大公报》续刊，在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的领导下，由地方性报纸发展成为拥有天津、上海、重庆、香港、桂林等多个地方版的全国性大报。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作为民间私营报纸，紧跟时代前进的脚步，在社会主义的大潮中成功实现自身的转型，在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新成绩。1966年，伴随“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大公报》受到巨大冲击，并于同年12月份停刊，至此这份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在大陆销声匿迹。

二、建国后大公报在内地的发展概况

解放战争时期，《大公报》以上海作为为总管理处，发行沪版、津版、渝版、港版《大公报》。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各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

（一）重庆《大公报》与《重庆日报》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重庆《大公报》经理王文彬得以返回报社。在军管会的领导下，重庆《大公报》继续出版，并于1950年4月4日获得报纸杂志登记证，成为合法的民营报纸。然而由于《新华日报》在渝出版造成《大公报》发行量下降、广告收入锐减，为了解决报社的经济困难，重庆《大公报》进行了公私合营，以重庆《大公报》为基础，于1952年8月5日正式成立《重庆日报》作为重庆市委机关报，自此重庆《大公报》不复存在。

（二）天津《大公报》与《进步日报》

天津解放后，中共中央对《大公报》的研究决定，在天津《大公报》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组易名，易名后的报纸名字为《进步日报》，其性质仍然是私营企业。1949年2日7日，天津《进步日报》创刊，该报日发行量2万多份，同时积极拓展广告来源，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三）上海《大公报》的新生

上海解放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9年6月17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告转变立场，成为人民的报纸。继续出版的上海《大公报》欢呼新政协的召开，支持中共领导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斗争，宣传报道“三反”“五反”运动，虽然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但由于机关封锁新闻、民众对党报的信赖等因素，《大公报》的发行量仍然出现大幅下降，广告收入也骤减。面对这一困局，毛主席作出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

（四）《大公报》在北京

1956年10月1日，《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沪津两家报纸合并后，《大公报》采编发行人员工作热情高涨，到1956年底《大公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结束了建国后的亏损局面。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报社的正常工作秩序遭到破坏，《大公报》不得不改名为《前进报》继续出版。但改名后的《前进报》仍然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最终在红卫兵的炮轰下，于1966年12月28日被迫停刊。至此，这份有着64年历史的报纸在内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三、《大公报》转型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