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近一个多月的信息传播经历了前期自媒体披露为主的“信息呈现”阶段，以及信息公开后多元角逐的“媒体表现”阶段。本文对数十家商业平台、主流媒体的疫情报道进行了梳理与分类，指出主流媒体融媒体疫情报道具有“两微一端即时发布；权威解读切片化呈现；PUGC化现场报道；深度报道跨平台传播”的特点。此外，以“慢直播”和“建设性新闻”为代表的特色融媒体报道形式在疫情报道中也被广泛应用。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信息呈现 媒体表现 慢直播
距离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在官网向社会公布肺炎疫情已一月有余，回顾这一个月，本文发现“新型肺炎”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经历了自媒体披露为主的“信息呈现”阶段和疫情信息公开后多元角逐的媒体表现阶段。第一阶段是12月31日至1月20日，由于武汉当地疫情信息未及时向外界公开，这一阶段由于武汉当地媒体的缺位失声，基本没有媒体报道的呈现；1月20日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国家领导人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钟南山院士晚间在央视《新闻1+1》发声，武汉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从1月20日起，疫情进入全面爆发和抗疫阶段，媒体疫情报道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一、自媒体披露为主的“信息呈现”阶段
2019年12月下旬，有关“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信息被武汉临床医生发布并流传于网络，但因为政府官方信息的不公开和武汉当地媒体的缺位失声，疫情信息只停留于碎片化信息呈现阶段，且主要以自媒体自发披露为主。
（一）自媒体自发披露信息零碎隐蔽
依托于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微博、微信等为载体的自媒体（We Media）应运而生。自媒体的核心是基于普通市民对于信息的自主提供与分享，[1]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特别是在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公众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随时发布和传播消息，成为信息的引爆者。
在此次疫情的前期阶段，疫情的发现与披露皆由自媒体主导和发声。2019年12月下旬，身处公共卫生链条下游的武汉临床医生在连续发现不明肺炎患者之后，将有关病情猜测和病毒检测结果作为提醒内容发布在医生内部微信群，随后“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疑似SARS”的消息流传网络。同时，疑似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内部紧急通知也在网上曝光，有关武汉出现“新型肺炎”疫情的信息开始呈现。但是，这一重要的具有预警性质的信息未得到政府领导层面的重视，甚至更因武汉警方于2020年元旦发布的“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而被封锁。
（二）武汉当地媒体缺位失声
虽然在突发事件中，自媒体具有先发优势，但“先发”并不是最终目的,“发出去、播出去不等于有效传播, 不等于具有了社会影响力”。[2]樊亚平曾提出网络新闻产生社会影响力的一种特殊的“二级传播”模式，其认为当一条网络新闻发布后，传统媒体立即就有反应，或立即对该新闻事件进行进一步追踪报道等，那么这条新闻就往往能引起社会公众相当范围的关注，从而产生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相反，如若传统媒体没有任何反应，该网络新闻就不会在相当广泛的社会公众中引起普遍关注。 [3]然而，在“新型肺炎”疫情的初期阶段，武汉当地媒体基本处于缺位失声状态，比如当地最主要的综合性市民报纸《楚天都市报》和《武汉晚报》，在1月20日之前，鲜少将疫情内容作为头版内容，即使内版报道，篇幅也比较少并且基本都是“规定动作”。因此，零碎的自媒体爆料内容与武汉当地媒体的缺位失声，让疫情未受到公众的重视，也贻误了信息公开和扩大社会影响的最佳时机。
二、多方参与多元角逐的“媒体表现”阶段
1月20日，国家领导人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当晚钟南山院士在央视《新闻1+1》发声，证实了“有人传人现象”和“有医务人员感染”，由此进入多元角逐的“媒体表现”阶段。除了自媒体依然自发地发布消息，比如发动救援、爆料质疑疫情防控工作等，商业平台与主流媒体也开始投入报道，参与疫情信息的传播。
（一）商业平台——数据监测、信息整合与即时辟谣
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媒体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其中就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传播属性的商业平台。这些商业平台“具有强大聚拢用户的能力和内容分发能力”[4],掌握着最新互联网技术和充足用户资源的商业平台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发挥了数据监测及可视化呈现、信息整合和即时辟谣等优势作用，其中比较典型的商业平台有丁香医生、阿里巴巴、腾讯和凤凰网新媒体等。
1、数据监测及可视化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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