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受关注 民进中央建议强制工读惩戒校园霸凌

　　强制与自愿相结合

　　民进中央指出，校园欺凌治理政策的操作性有待加强。校园欺凌问题的辨别、介入与处理极其复杂。目前的治理政策指导性不强，政策内容及配套措施欠缺可操作性，在事前预防、事中处理与事后平复等过程中面临操作困境。现行政策下，学校执行治理政策的努力只能改善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现象，较为隐蔽的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等问题继续存在。学校介入与处理欺凌的方式集中于“教育与鼓励”“移交公安部门”两种，与校园欺凌类型的多样性、复合性不匹配。

　　其次，学校欺凌治理的权能有限。学校在面对欺凌事件时，处于政府部门与家长之间的“夹心”位置，同时承受两方面压力。欺凌者的未成年人身份，使得公安、司法机关难以介入到欺凌事件中。由于缺乏教育惩戒权，缺少法律顾问和专职心理教师，学校欺凌治理权能有限。大多数学校既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防治体系，也没有建立针对欺凌治理的激励与处罚机制，更缺少欺凌问题处理模式与流程的明确规定，学校欺凌治理实际上处于“随机应变”的状态。

　　教师在欺凌防治中角色失当。部分教师出于班级团结或工作绩效考虑，不及时上报校园欺凌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为许多教师处理校园欺凌问题的行动哲学，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嬉戏打闹。教师防治角色的偏离与失当，会被学生理解为对欺凌者的“默许”。

　　民进中央建议，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校园欺凌处理办法，教育与惩戒并行。加强对欺凌的不同类型、发生区域、典型危害、监管重点、处理方式、处置流程、权力边界、心理辅导、治理目标与政策标准等的多学科研究，提供处理不同欺凌事件的标准模式。制定欺凌治理的相关法规，或在相关的法律中增加欺凌治理条款，为依法治校提供依据。推进工读学校制度改革，将接受工读教育由自愿改为强制与自愿相结合。

　　明晰学校和教师的反欺凌责任，给予学校适当惩戒权。应明确规定学校和教师对任何校园欺凌事件必须予以解决而不能搁置或推脱。以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和最低伤害原则为指导，建立校园欺凌治理的激励与问责机制，激发教师对校园欺凌治理的主动性。要求教师将欺凌事件细节及处理措施和处罚结果记录在案，同时将欺凌事件调查与处理情况向上级报告。

　　此外，还不应以欺凌是否发生或数量多少为依据评价校园欺凌防治工作，而应以学校、教师能否不加隐瞒、切实调查、有效应对、根据实际制定目标并扎实防治的情况及达成的效果为评价标准。在一些文件中，规定对欺凌问题突出的单位和责任人实施“一票否决制”，这将使相关方“忽视”或“掩盖”欺凌，应删除此类条款。

　　热议一

　　发生霸凌行为学校怎么办？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育集团校长李有毅：

　　学校不可因负面影响

　　而遮掩欺凌事件

　　对于校园欺凌的种类，李有毅分析道：“校园欺凌有的是肢体上的侵害，也有思想上的侵害，有的是恶作剧，有的还可能通过网络实施侵害，比如通过网络散发不良信息去报复、侵害同学，这种传播方式更广、不可控，造成的侵害更大。”

　　她指出，这些行为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学校管理是否到位，尤其是在入学教育方面有没有跟上。其次，老师对于学生的关注程度、观察力度是否欠缺。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有的家长可能会给孩子灌输这样的理念：在学校里要“狠”一点，否则孩子就容易被人欺负。也有的家长可能对孩子疏于管教，送到学校里就不管了，放任自流。还有的家长溺爱孩子，孩子在家称王称霸，到学校里他自然而然也可能会有这种倾向。当然还有一些社会因素，比如孩子看的一些影视作品，含有暴力因素的，可能孩子也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