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照护服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多名政协委员就解决幼儿入托问题提出建议
鼓励社会开办机构解决幼儿入托难题
3月7日，北京会议中心，全国政协妇联界别联组会议上，委员们讨论婴幼儿托管的议题。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随着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0-3岁婴幼儿谁来照看？”成为摆在新晋父母、准父母面前的一大难题。
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产假时间平均为124.8天，而当前多数幼儿园仅接收3岁以上幼儿，在入园前长达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婴幼儿的照料仍需家庭承担。城市35.8%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存在托育需求，无祖辈参与照看的家庭托育需求达43.1%。
一方面，3岁以下幼儿的托育服务刚性需求猛增；另一方面，市场良莠不齐，婴幼儿托育服务成了一个难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此有了回应。报告提出，“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
全国两会上也涌现了不少关于0-3岁婴幼儿托管服务的提案、建议。民盟中央建议采用各级政府设立托幼工作协调小组、出台优惠倾斜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开办托育机构等办法解决幼儿入托难问题。
调查
近一半家长想把孩子送至托育机构
事业单位职工王朵（化名）的孩子今年一岁零四个月，但照看孩子的保姆已经换了5个。“保姆不好找，我们面试了三四十个保姆，但确定下的保姆每个雇佣期平均下来就3个月。更换保姆频繁有很多种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她们在育婴方面不够科学，用的还都是老办法。”王朵告诉记者。
王朵也考虑过把孩子送到托幼所，找了几家托幼班，问了价钱，“一帮年轻女孩看五六个孩子，总觉得不太靠谱。”王朵索性放弃了。
目前，双职工家庭在中国越来越多，对孩子的启蒙教育越来越看重，幼儿园只接收3-6岁儿童。
不少家庭选择让父母带孩子，但王朵和丈夫的父母尚未退休。“就算他们退休了，也有自己的打算。”王朵说。
2017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天津、黑龙江、山东、四川四省市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近半数家庭有0-3岁托育服务需求,双职工家庭需求更高。希望将3岁以下孩子送至托育机构的占48.2%,父母均工作的双薪家庭为50.2%。母亲正处于孕期的比例为51.5%。
但在巨大的需求背后，是托幼市场的空白。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开展的调查显示，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而在经合组织国家，2005-2014年10年间接受正规托幼服务的3岁以下儿童占比从26%提高到34%。
据上海市妇联2017年初的调查，88%的上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上海有超过10万的2岁儿童需要托育服务，而上海市集办系统与民办系统合计招收幼儿数仅为1.4万名。
而在2015年上海市独立设置托儿所仅35所，比2011年减少21所；在0-3岁80万左右婴幼儿总数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0.65%。
北京也有同样的状况，北京市副市长王宁2018年5月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左右，由于国有企事业单位剥离社会服务职能以及小区配套幼儿园配建不到位等原因，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的数量在20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二。
现状
尚无全国性政策指导托幼服务发展
在数量稀缺的托幼市场，托幼所管理体制尚不健全。托育行业没有明确的政府主管部门，亦缺少相关政策指导、行业标准和有效机制。
韩蕾（化名）是一名高校职工，去年，她给一岁孩子找了一家日托班，当时韩蕾看重这家日托班是大机构。结果到去年7月，日托班在未通知家长的情况下，私自更换了地址，从别墅区换到了写字楼。
“不少家长都不满意，要求退出，签订了退款协议，机构说45天内到账，结果年底都没有退款。”韩蕾把家长们的情况总结起来，有的被拖欠了2万元，多的有被拖欠了7万元。“60几位日托班的老师，工资也被拖欠着，她们多半是外地来京的年轻小姑娘。”韩蕾告诉记者。
韩蕾并不是个例。在民盟江西省委会调查中，江西省多数托幼机构是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而且还有一部分机构根本没有注册，是管理的真空地带。
“目前市场上0-3岁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凤毛麟角，少量私立托幼机构虽招收3岁以下幼儿，但大多以早教为主，且大部分是一岁半以上幼儿，主要是为幼儿提供音乐、美术以及智力开发的课程，收费较高，并不是纯粹的托幼服务。”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江西省委会副主委陈文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提供婴幼儿托管的一方，困扰也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