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论断，是在准确把握和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认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了解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这一基本状况，社会结构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表现在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民族精神，这些方面的共同性也深深烙印在我国的社会结构上。
在学术史上，对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以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最具代表性。费孝通先生从民族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探讨民族与国家整体的关系，认为不能将多元一体的关系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多元同一体对立起来。只讲多元，把每个民族作为封闭的单位，是忘记了民族之间形成的复杂联系和共生性；只讲一体，则忽视了民族具有历史和现实影响，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之一正是妥善处理了“一”和“多”的关系。在实践中，我们党坚持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是处理“多”和“一”的正确方法论。多元不是强调分离，只是必须坚持平等，妥善处理差异性；一体不是要消灭多元，而是要加强团结，不断增进共同性。
多民族社会的结合和国家的整合是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面向，它建立在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之上，也就是多元之间的共生性。我国所有民族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形成了互动中的共生关系，在讨论中华民族的时候，不能忽视各民族之间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民族之间具有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多民族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这个重要优势的发挥，必须强调有机联系中的多元、共生中的多元，加强对各民族有机联系中的共生性如何形成共同性的研究。
厘清民族与社会的关系
民族作为社会系统，具有体系性、过程性和动态性。民族社会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民族、文化基础之上，不断通过已有社会文化资源的运作来制造出特有的组织，这构成民族社会的自我复制。同时，民族也会在交往过程中同周边的民族进行交流学习，调整自身结构功能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这构成民族社会的自我更新。
社会作为整体，具有特殊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民族结构，而民族社会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是整体社会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由国家内部全体民族人口共同参与，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整体性。不同民族，或者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群体在这个共同体的结构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社会结构重塑着民族内部的基本关系。在这一结构之下，民族与社会之间形成互为因果的关系，民族从属于社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社会离不开民族，民族的发展也影响社会的进步。
要深入理解民族现象，就必须将民族社会作为人类的集团之一，置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之中考虑，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重视在社会中看民族、从民族出发看社会，在民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
正确理解多层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民族”这一概念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人们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面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整体性在我国社会的不同层次上展现出结构化的特点，因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认识到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微观基础是“互嵌式社区”。我国历史上在民族走廊、跨区域民族聚居区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多民族村寨与城镇，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又产生了众多工矿区、开发区、旅游区，这些现实中的“互嵌式社区”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利资源。地域层面，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经济生活促成了区域内各民族相似的民族文化纽带和复杂的交往关系，表现为人口、宗教、民俗、经济生活等构成的社会网络，以及更深层次的市场体系、社会组织等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对人们的广泛联结。党中央强调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正是希望各民族在基层社会和社会结构两个层面通过结构互嵌、空间互嵌、经济互嵌、关系互嵌和文化互嵌，巩固和发展出一个结构相连、利益相关、情感相通的共同体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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