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事变“赛事”，婚俗改革给不良风气踩刹车

　　互相攀比 喜事变“赛事”

　　天价彩礼、互相攀比、大操大办导致喜事变“赛事”，很多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但受人情社会、经济利益等因素影响，大多数人选择随大流，有苦也难言。

　　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刘沟门村的马文财2016年给大儿子成婚时，女方“一口价”要20万元的彩礼，加上金银首饰、办婚礼共花去30多万元，而2012年当地彩礼也就六七万元。彭阳县是贫困县，马文财作为养牛大户都难以应付，而普通家庭“一婚倒退20年”毫不夸张。

　　宁夏高价彩礼并非个例，山西部分农村的彩礼达到“图吉利”的18.8万元，河北等地还有“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和若干张50元）的说法。对此，马文财见怪不怪，他说，天价彩礼都是互相攀比造成的，攀比一旦形成风气，大家很难从中抽身。谁要的彩礼少了，反而会被别人议论。

　　除了比彩礼，不少地方结婚还要比排场。福建部分地区习惯在喜事前后分别开设“破柴头”和“破柴尾”宴席。当这一习俗遇上“重人情、好面子”的闽南人时，铺张浪费便时有发生，“你开30桌，我为面子肯定要开50桌。”当地一位社区居委会主任表示，攀比之下，一些经济能力较差的家庭只能硬着头皮上。

　　在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塔头刘村党支部书记刘永进看来，喜事变“赛事”背后，是不断被破坏的乡风文明。“有的村民底子薄，为了顾面子借钱操办，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他说，除了经济负担外，大操大办造成酒风盛行，由此带来的口角矛盾、打架斗殴甚至酒驾等同样让人头疼。

　　多地出招遏制不良风气

　　天价彩礼、大操大办不仅劳民伤财，还带坏社会风气。对此，宁夏、福建等地通过干部带头、成立红白理事会等给不良风气“踩刹车”。而民政部提出的婚俗改革则让地方的相关举措有了依据，让基层干部群众有了“主心骨”。

　　宁夏今年实现了红白理事会行政村全覆盖，由村干部、乡贤等构成的红白理事会通过订立村规民约、上门劝说等方式引导村民抵制天价彩礼、大操大办。“彩礼过高，贫困群众别说投资发展产业，光是还债都还不起。”宁夏吴忠市同心县赵家树村第一书记史国鹏说，在红白理事会引导下，现在村里红事彩礼上涨势头得到遏制，降到了十万元左右。

　　而在福建泉州市泉港区，红白喜事公用房正成为“宠儿”。村民只需提前3天向村红白理事会申报备案，即可无偿使用本村的红白喜事公用房，水、电等费用由村集体支付。同时，红白喜事公用房规定，“只设1个正餐，正餐不超过12个菜，菜品以家常菜为主，禁止上野味。”在泉港区东张村村民陈明源看来，这样既避免了浪费，也减轻了许多家庭的经济压力。

　　除了引导，部分地区还通过惩罚措施遏制大操大办。塔头刘村去年底将“喜事酒桌上限”制定成了村规民约，“酒席不能超过30桌，超过者罚款5万元”，尽管30桌的标准比原先“标准”减少了一半，但碍于高额罚款，今年以来，只有一户人家“越了线”，罚款也被用于村里的教育事业。刘永进表示，设定酒桌上限给了大家一个共同的台阶，得到了广泛支持。

　　此外，抵制天价彩礼、大操大办，党员干部也发挥着带头作用，宁夏不少县区出台规定，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如彭阳县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彩礼不超过6万元，迎娶汽车不超过6辆，宴席控制在10桌以内，礼金不高于50元。

　　虽然各地都有遏制不良风气的探索，但都是“各想各办法”，民政部要求推进婚俗改革，则让基层对不良婚俗说“不”的底气更足。彭阳县委常委、城阳乡党委书记刘旭说，“以前政府没措施、没标准，大家互相攀比办婚事，有些人想反对没理没据，而婚俗改革则进一步明确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软硬兼施”让改革更好落地

　　婚俗是乡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婚俗改革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将婚俗改革融入乡风文明建设当中，并通过适当的刚性约束，“软硬兼施”，让改革更好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