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被频频收割 背后到底“缺”什么

　　粉丝被频频收割，背后到底“缺”什么

粉丝们似乎成了行走的提款机。新京报漫画/赵斌

　　2018年，流量明星依然是社交媒体上的宠儿，粉丝营销时常把新生偶像推上舆论热点，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联系，更多通过商业消费行为而建立，比如粉丝付费才能查看偶像照片；某女团粉丝集资数千万元去向不明；微博上供给粉丝观看的视频需要超过一定观看量才能“解锁福利”；某男团只有专辑/单曲销量达到一定数额才会为艺人拍摄MV……偶像被异化为简单粗暴的赚钱工具，与受众之间的文化与情感联系日益匮乏。

　　针对人性弱点设计的商业逻辑

　　2018年，“饭圈”特别引人关注，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饭圈”对娱乐产业的影响会如此之大，“饭圈”内的大佬级人物，可以干预艺人的创作，对经纪公司指手画脚，这是因为他们貌似掌握了控制艺人的能力。而在娱乐公司精心设计的商业结构之下，“饭圈”的权力形同虚设，所谓的“饭圈”，只不过是被用来为娱乐业提供利润的“菜园”。

　　随着不断有粉丝觉醒，逐渐脱离“饭圈”并透露一些行业潜规则，更多粉丝开始反思自身的价值所在，并对娱乐公司五花八门的收割粉丝钱包的做法表示反对。针对人性的弱点而设计的娱乐圈收割粉丝钱包的逻辑，在将来是否还有持续的可能性，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几年，之所以粉丝被常年收割，是因为各类男团、女团基于年轻人的心理，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价值捆绑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偶像被异化为工具，成为粉丝们的幻想载体，通过真金白银地支持偶像，粉丝仿佛与偶像建立了最直接也最真切的联系，与偶像握手，帮偶像打榜，打击偶像的竞争对手，由此带来的成就感，成为粉丝精神世界里的一道光。

　　在这道价值捆绑体系绵密的设计当中，偶像的成绩与荣耀，被幻化成粉丝的成绩与荣耀，偶像的追求也变成了粉丝的追求，于是，追星变成了一种上瘾性极强的行为。虽有少量粉丝在意识到自己的韭菜身份后恍然大悟、及时撤退，但大量粉丝依然沉浸在虚构的“权力感”当中无法自拔，不断贡献出自己的生活费。

　　偶像与粉丝之间存在屏障并非坏事

　　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关系，此前不是这样的。当然，在过去漫长的几十年里，本不存在“偶像”与“粉丝”这样的词汇，他们是“艺术家”与“欣赏者”，是“明星”与“观众”。在民国，追星(拥有与明星面对面的机会)是少数官员、土豪、名流的权利，普通观众想要见到周璇、胡蝶、阮玲玉等明星一面，只有买票在舞台下面看，并且经常票在内部就被抢光极难买到，向明星表达爱慕，也仅有写信这一个渠道。

　　在邓丽君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到中国大陆的时代，人们根本没有追星意识，哪怕邓的声音让无数人心驰神迷，但她的遥不可及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距离。不止邓丽君，包括后来火遍全国的罗大佑、谭咏麟、“四大天王”等歌手，也一样给当年数以亿计的歌迷以一种神秘感，总觉得他们来自一个灯火辉煌、纸醉金迷的发达地方。这种状况，到“小虎队”出现时都维持着。

　　这一时间段当中，人们与明星甚至还未建立消费的关系，而只是一种文化联系。喜欢这些明星，是因为从他们的作品里，感受到了熟悉的血脉共鸣，体会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物理距离、消费水平差异、交流渠道的狭窄等等，在明星与受众之间的现实联系当中，建立了一道深深的屏障。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内地老一辈电影人，在面对媒体、镜头以及大量观众时，会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当下明星所要接受的那些训练，不适应表演与创作之外的亮相，与当下大量具有“综艺感”的明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但奇怪的是，观众并没有因为距离感的存在而对这些老艺术家们感到陌生，相反，还有诸多亲切的成分在。这是因为，多年来观众已经通过他们的作品与之建立了亲密的情感联系，有没有机会与他们面对面，握手或者谈话，这根本不重要，也无需通过大量花钱，来彰显这种情感关系的珍贵。

　　在偶像流行文化曾高度发达的香港，目前看他们的粉丝文化还是正常的，起码像国内偶像公司这样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在香港并不发达。鲁豫在香港采访周润发的时候，周润发带鲁豫在菜市场逛街吃饭，菜市场里的摊主像邻居那样与周润发打招呼、开玩笑，很多人觉得周润发亲民，香港市民并不把偶像当回事，其实，这更多是一种成熟的偶像消费心态的展现。当然，不排除当红明星在市井依然会引起轰动，但在一个理性的环境下，不会有人把偶像消费机制做到极致，破坏偶像与粉丝之间的长久联系。

　　情感连接才是良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