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老师”的200万张学生照
给学生拍毕业照的龚太平。
很多人说，龚太平可能是武汉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武科大”)最“富有”的老师。
200万张学生照片，塞满4台办公室电脑的内存，备份用去10个2000G的移动硬盘。3700份DVD光盘、500多盘录像带，挨个编了序号，龚太平退休时一打包，把它们整齐地码在4个大纸箱里，贴上标签堆在家里的空房间，乍一看，像是被密封的藏品。
先后有1.5万余名学生走进他的镜头，“整整40年的大学生校园记忆。”
龚太平的办公室墙上，是一张挨着一张的校友毕业聚会合照；桌上摞着好几本厚厚的相册；电脑上还接了两个移动硬盘，存的都是学生照片。
有人来拜访，他会引着先从墙上的毕业同学聚会照看起。如果问起照片里校友，64岁的老教师能说出校友的名字，当年就读的班级，现在的工作单位……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成千上万青年的命运由此改变。而在湖北武汉，一个医学院老师，也是从这年开始拿起相机，记录起每届大学生的笑脸和属于他们的时代烙印。
40年，高等教育发生了什么，改变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这一切都浓缩在龚太平的镜头之下，也改变着他的人生。
龚太平不像个64岁的退休老人，说话语速超快。背出勒痕的双肩包里装着相机，塞满电池和数据线。
在龚太平的记忆里，那是一个激情迸发的时代：学生拼命学习，不上课就自习，借着楼道的灯光看书，渴了就跑到水龙头底下，伸长脖子喝自来水；胆子大的女生，上完解剖课，把搬得动的头颅骨、四肢骨扛回宿舍，琢磨人体的构造；中国女排连胜时，一群人在校园里欢呼、奔跑，有人拿着解剖室里的骨头把脸盆敲得震天响，棉被甩起来，棉絮从窗户簌簌地成片落下。
“如果把学生生活、校园点滴用照片记录下来， 过个二三十年再拿出来，会非常漂亮。”20岁出头的龚太平觉得，这个事儿有意义。
他买不起相机，只能厚着脸皮借来学习；花了2角钱买本《摄影的基本知识》，去照相馆和摄影师交朋友，偷偷地学了些技术。
没有暗房，他用两片玻璃加上感光片夹住底片，躲在被窝里，等阳光足了，一掀被子，嘴里数着“一秒、两秒、三秒……”，凭感觉控制曝光时间。
后来有了实验室，他试着将细胞染色体成像技术用在人像上，配置药水，控制用量，摸索了一段时间，能像样地把照片洗出来。
1986年，龚太平第一次拿到专属自己的相机。严格来说，那是研究室显微镜上摄影机器的镜头，取下来，组装好，凑合着也能当相机用。
为此，他还提前跟领导做了汇报。领导觉得，有人拍校园也是好事，准了。
实验室以外的时间，学生和照片渐渐成为龚太平生活的轴心。
第一张留存的黑白毕业照上，300多名学生齐刷刷地站在水泥操场上，背景是3层教学楼。
走到哪儿，他的相机都背在身上，为学生摄像、录影。一路拍下来，可以给学生做本5年大学生活相册。100多页的册子，按照时间线，清楚地罗列出故事：班级联合烧烤、迎春晚会、第一次实习……龚太平埋头选片、制图，常常一抬头才发现外面漆黑一片。他把被子搬到办公室，累了就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一会儿，总能抢在毕业前夕，将光盘、纪念册无偿送给学生。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学校有个爱拍照的老师。
学校有活动，宣传部总记得给他打电话，他背上相机包就赶过去。有时，没人邀请他，他知道有活动，也去。很多学生都记得拍毕业照时的一个场景：学校请的专业摄影师在正中位置拍，龚老师的三脚架支在旁边，也拍。
有校友打趣：“感觉没有龚老师的活动，都不像活动了哩。”
有班级专门邀请他去拍毕业照，他特高兴。架着三脚架，看镜头，对着上百人的队伍高喊“右侧的同学再左移一点，好”。一会儿，声音又提高了几个分贝，“有的同学表情咋那么严肃，是不是龚老师欠了你们300斤大米没还哩。”这一说，大家都笑了。
临别前聚餐，同学搭着肩，互相爆着对方在大学的糗事，玩笑打闹间，眼泪不知怎地突然就滚了下来。龚太平举着相机，红着眼，拍着学生们彼此告别的画面，边哭边拍。
校园，在照片中以可见的速度蜕变着。从毛坯房迁到新大楼，从土足球场变成塑胶跑道。龚太平的相机从胶片机换成数码相机，照片由黑白变成彩色，还专门添置了打印机。
所有的照片，他都会仔细注明拍摄时间、内容，归类整理在硬盘、电脑里。有时碰见其他老师丢的照片，他也收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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