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录像再扶人”，也是一种见义智为

　　类似“先录像再扶人”的场景，已不是首次出现。但在本事件中，被扶男子“晚几分钟可能性命不保”的特殊情形，又难免将公众引向对这种做法合理性的讨论：在摔倒者可能濒危的情况下，拘泥于自我保护的形式，没准儿就错过了救人时机，等取证完了再去救，可能晚矣。

　　就此事看，当事人有当事人的顾虑，我们没必要抱着“先知先觉”的视角对其苛责，而从结果看，也没出现那种“救人时人已没得救”的糟糕情形。

　　现实中，对于那种扶人前先取证的做法，社会也该多些理解：行善固然应更纯粹，但我们不能苛求行善者罔顾可能面临的现实成本。要知道，因“扶人”而引发的纠纷已经屡见不鲜。在这些纠纷里，扶人者称自己被冤枉，被扶者则说“就是他（她）给撞倒的”，随之带来的舆论“反转”也很常见。

　　很多时候，警方借助路边监控就能还原真相，不过一旦事发地段处于监控死角，就可能陷入“罗生门”。而又因为这些年发生的“扶人反被诬”事件确实存在，一些不够理性的舆论，常常先入为主地对被扶者作“有罪推定”。

　　扶还是不扶？在人性上原本只是一个举手之劳的善举，在如今却成为一个不太体面的尴尬存在。

　　所以说，“先录像再扶人”虽然确实能反映出社会诚信的焦虑、道德的缺失，但在现实中暂时还没有治本之策的语境下，也可以理解。

　　事实上，“先录像再扶人”不但能满足扶人者保护自己的需求，还是对执法部门、对公众舆论负责——避免因为产生纠纷而浪费警力和舆论成本。而对一些糊涂的老人和摔倒时神志不清的被扶者来说，留存证据对他们也有好处，这能避免出现“非恶意地冤枉好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先录像再扶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见义智为。如果说见义勇为是出自人性最本真、最不计个人得失的美好本能，那借助技术手段的见义智为，并没有给爱心打折扣，而是增添了一份明智。

　　如果说扶是一份道义，那该用何种姿势扶，也是不该被回避的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说，我们还是应该提升道德水平，用法律法规和规则意识的普及，来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诚信。

　　□马涤明（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