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凉山里“一块屏幕”和被改变的命运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中学直播班正在上课。受访者供图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四川教育界，甘孜、阿坝、凉山三州是著名的教育落后地区。2013年高考，我所在的班级，是全州下辖17个县市里成绩最好的文科班，最终也只有十多个人上了一本线。
2018年12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文章《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我忽然想起了高中教室对面，那个总是拉着窗帘上课的网络直播班。
那是比我们低一年级的文科重点班。每堂课上，讲台中央的投影屏幕，同步直播着成都七中的课堂实况和教学PPT。为了投影效果更好，他们班总要关上灯，拉上窗帘。
当时常听网班的学妹说，成都七中的试题太难，熬更守夜都写不完。因为没空洗头，她的刘海总是油得一根一根的。
在凉山州冕宁中学2019级高三直播班班主任王学语看来，从2002年凉山州探索直播教育开始，17年来，直播课已经成为一些县城学校的金字招牌，但它并不是解决贫困地区所有教育问题的“万能药”。
“对于偏远山区的孩子，直播屏幕是一座沟通优质教育资源的桥梁。”王学语说，“但直播只是一项技术，一块屏幕背后，最重要的是人。”
一块屏幕的两端
这个春节，我从州府西昌出发，分别乘车几小时去往冕宁县和盐源县，探寻那里的直播教育。冬日里的大凉山，艳阳高照，一路上弯道盘根错节，山风呼啸，路上时有暗冰，地里的苞谷秆子已是枯黄一片。
大凉山中的冕宁中学，是成都七中第一批5所网校中的一所，2002年，因为得到“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的支持，开始尝试免费的直播教育。
从最初到成都开会讨论直播事宜起，要不要上直播课的争议，便一直存在。许多从前在讲台上激情洋溢的老师，忽然觉得自己成了配角，难免心生抵触。
“最终说服大家接受直播的理由是稳定生源。当时我们的学生老往西昌跑，好生源很难留住。”王学语说，他是最早一批带直播班的老师之一，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头几年的实验，确实看出了直播教学的好处。王学语记得，当时的冕宁中学从高一新生中选出两个尖子班，一个直播班，一个对比班，生源水平持平。一两届后，直播班的尖子生们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形成碾轧性的优势。
王学语说，2007级直播班，学生几乎占满了年级前十名，高考时还出了西昌市第七、八、十五名。而另外的对比班，没人进入西昌市的前二十。
那一年，冕宁中学有几个学生考入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四川大学等名校，但他们入学时的中考成绩并不拔尖，西昌的中学，甚至没打电话来“挖”过。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学校对直播班有了很大的信心，质疑的声音消减下去。
2008年，同在大凉山深处的盐源中学也开始了直播教学。副校长林新明说，初衷同样是稳定生源。
如今已在浙江大学读大二的苏青(化名)，于2014年进入盐源中学直播班，那时她的中考成绩，在县里排到六七名。
进入直播班后，苏青和同学们不仅要上成都七中的课，还要用成都七中的习题和考卷。第一次考试，16岁的苏青就感受到了与直播屏幕另一端的差距——数学16分，“我考了和我年龄一样的分数”。此外，苏青的其他理科成绩也只有三四十分。
高一时，他们开始做高三的英语阅读题。每次做题，苏青要翻着词典把所有单词查一遍，一对答案，选择题还是全错。
屏幕两端的老师同样存在差距。冕宁中学2013级直播班毕业生王绡(化名)，如今在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念研究生。中学时，她最喜欢成都七中的一名数学老师，那是一位清华大学数学系硕士。他在课上提到的一些前沿理论，王绡在冕宁中学的老师都没听说过。
王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那位男神数学老师在画图时，“非常自然地”写下了很多数学概念的英文单词。“屏幕那头七中的学生‘哇’的一声，我们这边也非常惊喜，跟着‘哇’，觉得太厉害了！”
更大的差距来自对高考动向的把握。我读高中时，还是四川省高考自主命题的时代，有任课老师从成都回到凉山，说一些高考不再考的内容，他们都不知道，还在让学生一遍一遍地练习，可“外面的老师”都知道。
西昌市一名考上北大的学生说，高三时，她做过成都七中的模拟题。与凉山州的高考模拟试卷相比，那份试题“更接近高考风格”。
从扩张到“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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