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读学校“生存录”：有学校多年无生源

　　工读学校“生存录”：有学校多年无生源
　　2017年底国内有工读学校93所，半世纪减少过半；专家建议完善学生就读工读学校法律程序

远眺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校方供图

　　2018年12月25日，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学生在课堂上举手提问。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学生制作的非遗手工作品。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今年1月，湖南省涟源市13岁男孩用匕首杀害同班同学，引起社会关注。近年来，各地发生多起少年暴力案件，令“工读学校”这个已逐渐淡出的名词重回大众视野。

　　被寄予“矫治者”社会期望的同时，中国的工读学校数量在半个世纪以来缩水过半。新京报记者近日探访这一特殊“生态圈”时发现，目前工读学校面临招生难、教师待遇低、政策不完善等多重困境，北京有的工读学校甚至已经几年未招到一名学生。

　　专家建议，工读教育是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式，应从提出申请、受理申请、作出裁决三方面，完善学生就读工读学校的法律程序。

　　逐渐淡出的名词

　　在近年发生的少年暴力事件之前，“工读学校”这一名词事实上已淡出了很久。

　　工读学校，后改称专门学校，是国家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开设的特殊教育机构。被送到工读学校的青少年中，多数犯有不良行为或犯罪行为。矫治这些行为，成为工读学校的一个重要职能。

　　自上世纪50年代起，国内各地先后开展工读教育，到1966年左右，全国工读学校数量超过200所，工读教育迎来高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工读教育为题材的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热播，工读学校因该剧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剧中几位工读学校老师通过各种方式教育一群少年犯，带他们寻回失去的世界，重新树立起对社会和生活的信心。原作者柯岩就曾在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体验了两年的辅导员生活，书中的四合院校舍、老教师群演等场景和情节均取材于此。

　　但在随后的数十年，中国的工读教育逐渐消声。

　　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国内法治环境改善，以及公众保护青少年权益的意识提升，人们开始质疑工读学校招生的合法性以及工读教育的公平性，也担忧进入工读学校会给青少年贴上“标签”，社会上出现了“去工读化”的声音。

　　为改善工读学校发展状况，同时也为了保护学生声誉，1994年5月，原国家教委决定工读学校可以挂两块牌子，对内称工读学校，对外改为普通学校名称。此外，对工读学校学生不再称呼“工读生”，并且学生毕业后保留原校学籍。

　　然而，工读教育的特殊意义，令“去工读化”无法彻底实现。

　　“15岁是未成年人不良及违法行为的高发年龄段，因此最重要的干预时间是15岁前，而特殊学校和特殊教育是最好的社会选择。”在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李玫瑾看来，14岁以下的孩子出现违法行为，本身已经意味着父母的养育存在严重缺陷，应该将孩子送往工读学校教育。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在2017年12月公布的分析报告也表明，62.63％的未成年人犯罪被告人是初中生。与此同时，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却是力不从心。由于刑法规定刑事责任的起始年龄为14周岁，且只涉及“八种重罪”，如果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由于其未到法定年龄，一般不进入刑事起诉和审判程序。

　　李玫瑾表示，在此背景下，工读学校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就尤为重要。有必要赋予工读学校一定的强制力，在早期对违法犯罪的孩子进行矫治。

　　精确到分钟的作息

　　肖建国对“工读学校”的记忆始于童年。这位如今已在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任教30年的校长，对这所学校最初的印象是一个个“冰冷的大铁门”。因为害怕里面“很厉害”的孩子，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肖建国都会扶着校门外的南墙往回走。

　　如今，令童年肖建国生畏的“大铁门”和它背后的军事化管理制度，依旧是当今工读学校区别于一般学校的重要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