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面锦旗记录法援律师酸甜苦辣
□ 本报记者 张昊
北京冠楠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律师事务所。《法制日报》记者看到,在冠楠律所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办公区的墙上,挂满了锦旗。
“我们大概有100多面锦旗,还有很多挂不下的呢,每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都折射出法律援助律师的酸甜苦辣。”近日,冠楠律所主任王楠给记者讲了几个她十几年来代理过的法律援助案件。
动力所在
能多帮一把就多帮一把
初次接触法律援助工作是2006年年底,那时王楠刚来北京不久,律师事务所安排她做法律援助值班律师。
“值班室设在检察院大院一个铁皮顶的临时建筑内。当时,律师值班没有费用,一个月下来也就接两三起案件,以刑事案件为主,案情简单。当事人很朴实,对律师也很信任。”王楠说,这是法律援助案件给她留下的最初印象。
2011年年底遇到的一起案件让她对法律援助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晓华是某即将上市公司的财务经理,多日加班过度疲劳,摔倒在某酒店走廊里。同事将他送医,后来又辗转到多家医院就治。
受伤时晓华年仅40岁,妻子晓海刚刚生完孩子一个月,晓华受伤后,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晓华最开始就医的两家医院不是工伤定点医院,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迟申报工伤,导致部分医疗费用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列支,公司还拒绝支付差额。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晓华只会眨眼睛,不认识人。经鉴定,晓华为一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
尽管晓海是研究生毕业,她所了解的法律知识也无法应对这么复杂的情况,前期留存的证据很难支持她的诉讼请求。
看到晓海要照顾受伤的丈夫和襁褓中的孩子,王楠主动跑医院调取证据。那时律师还没有和医院对接的途径,医生都怕给自己惹来麻烦,不愿意配合。王楠拉上晓海,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跑,挨个做医生的工作,终于拿到打官司所需要的证据。
公司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工伤职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这部分证据也在王楠的努力下一一补齐。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了晓华的大部分诉讼请求。
拿到判决书后,事情却没有尘埃落定,这家人内部起了纷争。婆家人向晓海索要打官司拿到的补偿款,还把晓华带回了老家。晓海又求助于王楠。
“她希望我给她的婆家打电话,直接进行劝说。”王楠二话没说,马上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从老家医疗条件不行不利于晓华治疗康复,讲到应该顾及夫妻二人的感情和孩子,终于说服了晓海的婆家人。
判决生效后,伤残津贴的差额部分公司一直拒绝支付给晓华。从2013年起,晓海每年都要走一遍劳动仲裁委员会、一审和二审法院的司法程序,解决这部分差额。
每年,王楠都要作为晓华的法律援助代理律师出庭,到现在已经坚持了7年。“这不,诉讼时间又要到了。”她说。
在妻子多年的精心护理下,目前晓华已经能认人了。王楠和晓海之间也产生了默契,她们平时并不经常联系,到了需要走法律程序时候,晓海仅需一个电话打过来,王楠就立即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王楠创办了冠楠律师事务所。近年来,法律援助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王楠便把法律援助发展成了律所的特色。冠楠律所现在有两层办公区,其中一层用来接待法律援助案件当事人。
“这么多年,我的想法没有变过,就是想能多帮困难群众一把就多帮一把。”王楠说。
所遇难题
调取证据找对方当事人最难
办理法律援助案子过程中,王楠遇到最难的事就是调取证据和寻找对方当事人。
厨师小文工作的饭馆液化气罐起火,他拿起打湿的棉被扑救时,脸和胳膊被烧伤。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雇主不肯支付他的医疗费,更不用说赔偿了。
从小文难懂的湖北口音里,王楠了解到,他的问题在于无法证明与雇主存在劳动关系。小文在医院治疗时替他签字的另一名打工者早已不知去向,工伤赔偿没有着落。
“我把饭店转让了,小文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小文的雇主对王楠说。
王楠没有放弃,她到医院仔细搜集小文所有就医单据,关键证据终于被找到。在医院最早签的一份单据的不起眼地方,留有雇主的签名和电话。
从王楠接到小文的咨询,到代理他进行劳动仲裁、工伤鉴定、诉讼,所有程序走了个遍。历时4年半,王楠帮小文争取回本属于他的权利。
事后,输了官司的雇主给王楠打电话来威胁道:“你的律所在哪儿我知道,你小心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