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诉
租房客中的“新青年”
毕业第一年，95后杭州姑娘文艺换了4份工作、3个住所。
就像城市候鸟一样，她拉着行李箱，徘徊在高档单身公寓和家之间，会因为开始或结束一份工作而频繁更换住所。文艺的换房路径与求职路径一致。她做过最短的一份工作只有一个月，而决定“租哪儿”的时间常常不过几个小时。
她几乎不考虑换房成本。为了离工作单位更近，先后入住过35平方米和56平方米的两间LOFT公寓，每次签完租房合同，都住不满4个月，违约金累计逼近万元。
去年年底因为长期“败家式”租房，文艺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灰溜溜地住回了父母家。
对于文艺这类“换工作就是换房子”的消费式租房人群而言，住所和单位的接近程度最重要，其次才是租房成本。
日前，闲鱼发布《租房幸福感报告》，针对闲鱼租房的平台用户进行了为期13天的调研，内容涉及搬家频率、月收入水平、房租水平、年龄层次、租房偏好，以及租房的幸福感打分等，最终回收问卷1.5万份。数据分析发现，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一些租房新人类：如行李箱式租客、包工头式租客、厕所占领者、群居派等，他们均为新生活方式的代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表示，年轻人注重生活质量、崇尚自由、随意、不受约束等喜好体现了不同的住房安排，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租客。这些不同的“租房偏好”恰好反映出年轻一代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张扬的个性。他们通过“租房”体验不同的人生：或广泛交朋友，或看重私密空间，或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高房价的重压下，灵活的租房形式可以更好地满足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差异化需求。
不热闹不舒服的群居派
第一次租房，文艺选择了高档小区里的单身公寓，月租3600元，占工资的一半。为了追求“热闹”，她还是咬一咬牙搬了进去。
没多久，她便发现同一楼层的20多位住户，谁都不爱搭理谁。每个紧闭的房门背后，都是各自的世界。
一个人看剧、做饭，文艺觉得自己被孤独“打透”了。她想着，要是有邻居小姐姐能和自己一起打个游戏，一起打发时光就好了。每天总有那么几个时刻，“想要扯开嗓子放声大喊。”她还希望自己的住所有台球桌、咖啡厅、酒吧等公共空间，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
文艺评价自己“向往热闹，爱交朋友”，是典型的“群居派”。有时，她的微信一天就能“扩容”十几位好友。
“城市候鸟的出现，是顺应着‘拎包入住’的租房趋势出现的”。在闲鱼租房业务负责人张世民看来，城市越来越大，上班路途越来越远，许多租客选择在工作地点周边租房，在工作、梦想及生活间自由切换。他们不想买更多的生活用品，希望租房像住酒店一样方便。
工作第三年，设计师梁美与5位朋友租下了一套240平方米的房子。这套“超级大房子”有6间卧室，2个客厅和7个卫生间。“因为太孤独了，每天和人没什么交流，周末大部分时间都在加班或者补觉。”此前，梁美和陌生人租住在单位附近的小两居。她想要“热气腾腾的生活”，想拥有像美剧《老友记》一般的生活氛围。
两个闺蜜和她有同样的想法，3个“有趣的人”也加入她们。
搬进房子是在冬日的一天。第一个月，她们特意少加班、早回家，每天聚在一起吃饭，给房子攒人气。但没过多久，大家就体现出了“社交之累”，决定“少点刻意，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就是各自加班，偶尔家庭聚餐，无法每天都热热闹闹的。”但梁美“一点儿也不失望”，一次急性肠胃炎发作，3位朋友一起将她送进医院，这让她觉得温暖。
梁美觉得6个人的群居生活“独立又美好”，既保持着各自的生活方式，“也都在距离彼此1.5米的地方。”
“独居和群居一样都是北上广等都市青年典型的生活形态。对于群居青年而言，由孤独感产生了合租的需求，慢慢演变，市场上就出现了集中式公寓的形态，许多年轻人爱上了这种生活形态。”张世民说。
100%的卫生间占有者
胡尤是一个100%的卫生间占有者。在月薪跨过1.5万元那年，他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在上海徐汇区租到了一间15平方米带有独立卫浴的主卧。
这间每月“耗资”1000多元的3平方米卫生间，满足了胡尤对生活私密性和稳定性的需求。他可以不用经常和陌生室友打照面，还不用再花心思担心他人的卫生情况。过去没有独卫时，胡尤觉得室友们轮流用后的卫生间潮湿、脏乱，卫生状况十分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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