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丸爷爷的艰苦战争：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

　　他研制的糖丸已经被证明可以明显降低小儿麻痹症发病率，去当时的卫生部开会时，顾方舟依然担心活疫苗的有效性，建议引入一针死疫苗。

　　糖丸生产出来17年后，他还专门发表论文指出糖丸疫苗应注意的保存条件，并指出“文革”期间个别人不严格管理使用疫苗，导致小儿麻痹症仍未能消除。

　　在一次访谈中，年近八旬的顾方舟说：“中国为了维持目前状态，孩子还得要服用疫苗，进行普遍免疫，要在全世界消灭这个病谈何容易，路还很长。”

　　他也准备好了要走很长的路。即使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他依然每年坚持查询各地疫苗使用后的情况。直到2019年1月2日凌晨，病床前的多参数监护仪上，顾方舟的心跳减缓，最后趋向直线。家人放弃了具有伤害性的抢救手术，这位老人在昏睡中辞世。

　　他被人们称为“糖丸爷爷”。他说：“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我们奉献了祖孙三代人。”

　　在上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疫情带来的恐惧是肉眼可见的。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大规模疫情，1680人感染，其中466人死亡。为躲避病毒，7月的暑天，广西南宁家家户户紧闭着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

　　从苏联考察归来的顾方舟，就是在这时开始着手研制疫苗。第一批疫苗试生产出来后，顾方舟拿自己做了试验，确保安全。但要找7周岁以下的儿童试服并不容易，他把疫苗给未满1周岁的大儿子服下，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吃去，这不大仗义”。

　　第一批试验成功后，1960年，当时的医学科学院决定在云南设立猿猴生物站和医学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所”）。为表明决心，顾方舟举家南迁，带着母亲和妻儿去昆明。

　　输送病毒，温度不能超过4摄氏度。培养病毒，温度必须在35摄氏度以上。有人回忆，虽然昆明四季如春，但生物所“一天有四季”。来了一批做组织培养的血清，全所工作人员必须加班加点把工作做完。顾方舟还在生物所制订出了严苛的规章制度，规定只要疫苗生产检定过程中出现问题，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相关人员都要记过和受惩罚。

　　在工作之外，这个所长没有太多“脾气”。“文革”期间被打倒，去打扫猴舍，顾方舟像平常一样套着白大褂，脚上换了工人常穿的厚底筒靴，里里外外，该打扫的不该打扫的地方都整理一遍。在大儿子顾烈东看来，那时的父亲看着比平时更高兴，在他心里猴子珍贵，“觉得养猴子比跟人斗有意义”。

　　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温和的。只有涉及疫苗时，他才会绷紧起一根弦。在学生唐七义的记忆里，顾方舟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做研究就要做得有意义，不然就不做。不能拿着高昂的经费，去研究毫无关联的东西。”

　　1964年，脊灰活疫苗在全国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期间，生物所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到全国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他们联合当地的检疫站工作人员，对几万户人家的儿童进行粪便和血液的采集、调查。顾方舟会经常打电话询问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试服者的血样、粪便需要采集4次，没有按规范采集的数据，只得重来一遍。

　　顾方舟在生物所的同事龚春梅回忆，一次，一个装有疫苗的大铁罐指示剂不见了，里面大约有几万人份的疫苗，这个标有pH值等指标的指示剂，可以证明疫苗的合格状况。有人推测是指示剂掉进了罐子里。平时一向和和气气的顾方舟十分严肃，下令将这罐疫苗立即销毁，重新生产装罐。

　　疫苗保存有着严格的标准，没有冷链保存技术，顾方舟和同事想方法，将略微带些苦涩的液体疫苗装进糖丸，在广口暖瓶里能保存一个星期，方便赤脚医生上山下乡为村民送药。

　　免疫，在顾方舟眼中，是一场战役。“光有武器，有枪、有炮，怎么打？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战略就不一样。”脊灰活疫苗使用的策略，就是在7～10天内让一个县的适龄儿童口服率达到95%，建立强大的免疫屏障。

　　他曾见识过病毒肆虐的后果。幼年时，顾方舟在海关工作的父亲检查轮船货物时感染黑热病去世。母亲为拉扯4个子女长大，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女助产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