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场发端于武汉，进而蔓延到全国的名为“新型冠状肺炎”（以下简称为“新冠肺炎”）的传染病肆虐一时，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给全中国人民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当然也给各级教育电视媒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像其他电视媒体一样，教育电视媒体近年来也面临着各种挑战，有些机构甚至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新冠肺炎会不会使得教育电视媒体“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问题。如何化危为机？这是一个值得很好探讨的问题。
二、新冠肺炎给教育电视媒体带来的挑战
新冠肺炎肆虐全国，教育电视媒体当然不会不受到影响，这些影响或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依靠谁”的资金筹措困难进一步加大。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的蔓延和扩散，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及时部署，延长了春节假期，推迟了各地企业的开工时间，加上春节期间旅游的极度萎缩，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情况在内的各种原因，使得中国本土经济不能不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有关专家将此次新冠肺炎与17年前发生的“非典”传染病的影响放到一起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非典较为严重的时期在2003年4-5月，而本次疫情高峰期发生在春节消费旺季，对第三产业冲击最大。由于目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54%，超过2003年的42%，因此此次疫情对GDP的影响也会更大……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增长5.6%左右”（详细请参见《第一财经日报》2020年2月5日《新冠肺炎疫情与非典疫情的对比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文）这当然只是相关专家的一家之言，但不管怎么说，此次名为新冠肺炎的传染病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各级教育电视媒体在内的电视媒体对于实体经济的依赖性较强，有人甚至说电视媒体与实体经济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原本就对于包括但不限于教育电视媒体在内的传统媒体“不太感冒”的实体经济界自顾尚且不暇，让他们拿出真金白银投向教育电视媒体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教育电视媒体如果继续沿袭近年来走过的老路去与其他电视媒体争夺有可能急剧变小的广告“蛋糕”，将会比现在更加困难，教育电视媒体资金筹措的困难将进一步加大。
二是“我是谁”的媒体定位问题将进一步凸显。20世纪的1972年，美国学者艾?里斯与杰克?特劳特提出了定位理论。杰克?特劳特认为“所谓定位，就是令你的企业和产品与众不同，形成核心竞争力；对受众而言，即鲜明地建立品牌。”而艾?里斯则认为“定位就是在顾客头脑中寻找一块空地，扎扎实实地占据下来，作为‘根据地’，不被别人抢占。”笔者认为，如果换一个角度的话，从供给侧的角度加以考量，我们不妨说，所谓定位实际上就是相关行为主体在供给侧的相关方阵中处于什么位置。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可以从供给侧的角度给“定位”下定义，但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却不能也不应仅仅从供给侧一方来给某一行为主体定位。因为，处于什么位置并不仅仅取决于供给侧提供了什么，而更多的是取决于需求侧一方的相关行为主体认为你应该提供什么，换句话说，你的定位并不由你自己决定或者并不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本丹心向明月”却常常“奈何明月照沟渠”，或者用不那么文学的话语加以表述的话就是为什么供给侧一方不是不努力，却常常不被需求侧一方所认同，甚至常常被需求侧一方指责为“越位”“缺位”“不到位”。此次新冠肺炎传染病爆发于新媒体大行其道的时代，老百姓拥有难以计数的信息来源渠道，这使得包括教育电视媒体在内的所有体制内的传统媒体面临与2003年“非典”时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语境；此次新冠肺炎灾区具有全国性甚至全球性，这使得包括教育电视媒体在内的所有体制内的传统媒体面临与2008年汶川地震时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语境。这种情况下，教育电视媒体就面临着自身定位问题，或者说面临着广大观众认为你“应该传播什么”的拷问，这并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这场特殊的战役中，教育电视媒体究竟应该传播什么呢？或者说究竟应该着重传播什么呢？这是此次疫情带给各级教育电视传媒的一个挑战。
三是“为了谁”的服务取向将进一步被追问。从理论上说，包括教育电视媒体在内的所有体制内媒体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人民”是一个大概念，只要不是犯罪分子都属于人民的行列，在频道专业化早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当下，如果再和别人说自己的媒体服务于所有人，这不是把别人当成傻子，就是自己是一个傻子！近年来，互联网电商和新媒体领域“垂直细分市场”非常流行，所谓垂直细分市场是指“行业细分市场，专注于某一行业 。如，化工行业＞石油化工＞液化气化工”，这些已经隐隐倒逼包括但不限于教育电视传媒在内的传统媒体，而此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传染病肆虐，则使得坐困围城的教育电视媒体不得不进一步思考自身对于服务对象的“垂直细分”问题，也就是“为了谁”的问题。千万不要以为宅在家里的宅男宅女们就应该而且自然地亲近教育电视媒体。澎湃新闻近日刊发的一篇文章作者通过对1029份回收问卷的调查显示，在给出的“上网”“聊天”“游戏”“睡觉”“看电视”“听音乐”“看电影”“打扫卫生”“学习”“棋牌麻将”“工作”“其他”等十二个选项中，选择“看电视”的“宅女”占比为52.8%，“宅男”更低，只占比47.8%，远远低于“上网”“聊天”“游戏”“睡觉”（详细请参见澎湃新闻公号2019年1月29日刊发的赵鹿鸣的《被新冠肺炎困在家中的中国人，这几天都在干什么？》一文）。即使是“看电视”估计也不会有很多人看一度甚至长期与非教育电视传媒日趋同质化的“教育电视节目”，触目惊心的调查结果倒逼教育电视传媒不得不认真思考“为了谁”这一看似已经解决，但却一直纠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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