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改革的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从新的历史方位或新时代来理解和把握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就必然提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改革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改革怎样既一脉相承同时又与时俱进？

　　“重点性改革”与“全面性改革”

　　1978年我国开启的改革，是在我国“欠发展”的历史方位中进行的。在这一历史方位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落后的社会生产”。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重点领域在经济，这可谓“重点性改革”。比如，那时的改革所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主题，明确指出，我们党所进一步推进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党的十八大以后，改革全方位地展开了：在经济领域，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政治领域，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在文化领域，强调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文化强国；在社会领域，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在生态领域，强调推进生态保护的制度、体制改革；在军事领域，强调全面从严治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在外交领域，强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建设领域，既强调党领导一切，又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

　　“治标性改革”与“治本性改革”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种改革既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照搬，也没有既成的模式可以遵循。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还是先从容易改的先改。这样，可以为日后的“深化改革”积累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这种改革，亦可称之为“治标性改革”，治标为治本做准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着力推进的改革，是“深化性”改革，是“啃硬骨头”的改革，是“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改革，它意味着这种改革主要是“治本性改革”。治本，主要体现在所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上，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让“国家治理”更加现代，以消除影响中国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所着力推进的全面从严治党、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军队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一定意义上就是着力于“治本”。

　　解决“欠发展问题”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国发展起来以后遇到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时候少。1978年之初我国所开启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欠发展问题”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急切地要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以解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发展落差”问题。要追赶，就会注重发展速度，而最有效、最直接的，就是打破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积累社会物质财富，做大“蛋糕”，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由此，当时我们党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主要就是解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与人民的需求相关，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关的问题，主要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其实质是“生活得好”；第二类与社会的供给相关，即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相关的问题，既包括高质量发展问题，也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其实质是“强大起来”；第三类与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路径相关，既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又包括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其实质，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顺利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后半程”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两个半程”的论述具有深邃的历史和战略眼光，阐明了建立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一改革新的历史任务和长远战略目标，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方位。

　　“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与“纳入法治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