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向善”或成互联网行业未来标准

　　“无论对中国互联网还是腾讯来说，2018年不是一个年份，而是一种状态——巨大变革来临前，面临各种矛盾和冲突，要想办法克服、解决，要集结各方的智慧，请全社会努力解决的一种状态。”近日在北京召开的主题为“Relaunch　刷新”的第二届科技向善年度论坛上，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郭凯天发出的感喟引人深思。

　　尽管如此，郭凯天依旧斩钉截铁地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前瞻：相信“科技向善”，相信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用户、监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有能力把互联网带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从平台主导到共建共治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互联网状况不断，大规模的数据泄露、意气风发的ofo轰然倒下、曾一一击败对手的滴滴隔三岔五地陷入安全风波而广受质疑，以及从诸多互联网公司传来的精简裁员、收紧招聘、被迫并购等负面信息，如同阴云一层层持续笼罩在中国互联网上空。

　　这些问题，或涉及产品本身，或来自于用户，或与监管相关。但无论何种问题，互联网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自己的问题，受其波及的往往是整个社会。

　　在众多受影响而发生变化者中，社会秩序及相应的社会治理首当其冲。“互联网形态从以机构互联网为主发展到社会互联网和全面互联网，主导形式也从平台主导进阶到共建、共治和共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说。

　　邱泽奇指出，互联网发展20年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社会的数字化。在数字化的过程中，中国互联网发展也从一个“技术事件”进化为一个“社会转型”，由此导致中国社会从家庭社会迈向个体社会，从家乡亲情社会升级为与数字为伍的平台社会。而中国向数字化和平台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新的社会治理的挑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随着万物高度互联和网络化，以及社会行动与实践数字关系化，社会的脆弱性也空前凸显，因为任意数字关系的断裂，都可能产生涌现效应。

　　邱泽奇认为，这就需要刷新我们关于社会运行、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的认知，顺应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平台化，尽快实现社会规则的建立从精英共识迈向大众共识，社会秩序的建立从权威管制迈向多主体共治，社会福利的供给从依赖独角兽到迈向生态繁荣，进而建立一个人们充分互信、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数字社会。

　　数据治理走出零和博弈

　　在社会治理中，数据治理是互联网时代绕不开的话题。

　　在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王融看来，数据治理的关键在于走出零和博弈。“要想实现数据治理的共赢，必须充分考虑在数据生产和使用及保护方面不同利益的视角，是如何彼此关联和相互影响的：个体一方面想充分实现网络便利化，一方面想享有隐私保护，行业从业者更多是从技术、商业创新、平台数据开放和数据竞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国家则要兼顾数字经济竞争力和跨境数据流动安全。”

　　大量研究证明，不论是加强数据保护抑或是放松保护，促进数据共享，都会对个人以及整体社会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王融认为，如何平衡好积极消极影响，并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而是需要结合具体场景，更为精细科学地考量政策。

　　王融建议恰当平衡各方因素，更为精细科学地设计政策，让监管干预、技术路径、市场经济动机等因素充分卷入，并能够有效互动，才能更好地实现数据治理目标。

　　海量的数据信息中不乏虚假信息乃至欺诈性信息。虚假信息的传播除了造成财产上的损失之外，还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造成网络信任的瓦解。

　　在这方面的数据显示，一些互联网企业战果不俗。大数据反欺诈公司DataVisor主要针对互联网上的虚假评论、社区虚假发帖、电话及网络诈骗等问题，利用大数据和无监督学习机制构建了一套高效的反欺诈系统。通过与其他网络平台合作，其自2013年成立以来已处理超过8000亿次的疑似网络诈骗事件。

　　在打击虚假信息方面，腾讯较真辟谣平台与微信也做出了许多尝试。腾讯较真辟谣平台通过与500多名专家和专业机构合作，构建最大的中文辟谣数据库。与微信辟谣中心、微信公众号谣言封禁机制联动，形成了腾讯内容生态内被动与主动相结合的多层次的谣言打击体系，帮助用户辨别谣言与假新闻。

　　建立未成年人守护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