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评线】直挂云帆济千年——雄安新区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现代化
作者：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清华大学现代治理技术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李岩，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 张小劲
历史长河中那些历经千百个春秋而得以存续的城市，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自秦汉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很多次造城的壮举，千百年前兴起的城市中有很多在今天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和活力，甚至在国计民生中居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社会活动中心等重要地位。这些古城，亦是名城，在长久的岁月激荡中也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空间格局。定位于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自然也承载着这种期望。
日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获批复，习近平总书记就把2019年首次出京调研考察的主题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其中第一站就是雄安新区。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集群，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一直面临更多困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渐凸显。一方面是中心城市面临雾霾、拥堵等“大城市病”的困扰，另一方面是周边地区发展乏力，局部相对差距在扩大。因此，如何孕育一个新的增长极化解这一难题，成为当务之急。这一增长极，既不能离京津太远，以利于协同互动；也不能距离太近，以免被京津捆绑，沦为附属“睡城”。党中央最终落子雄安，足见选址之用心良苦，以及战略擘画的深谋远虑。
高点定位：雄安新区规划的独特之处
与改革开放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深圳特区不同，站在改革开放新的时间节点上，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国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高瞻远瞩、主动为之的结果。雄安新区的建设，不但肩负着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任，同时也吹响了新征程、再出发的响亮号角。
建设雄安新区要创造“雄安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努力创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高质量发展，是雄安新区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目标所向，剑指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标杆。这种标杆意义是全方位的，正如“雄安质量”是一个体系，包括在城市的规划、建设、发展、管理等方方面面，要综合打造创新发展之城、绿色低碳之城、数字智能之城。
伴随雄安新区的建设，在京津冀区域协同格局中将出现一个与北京、天津相比肩的、崭新的重要中心。这要求雄安新区必须具备内生发展动力，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形成独特的竞争实力，既有资源吸引能力，也有外溢辐射能力。雄安质量最大的价值在于改革创新。一方面，只有不断的改革创新，才能保证雄安新区的持续繁荣；另一方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在新时期的先行区，雄安新区被赋予了更大的改革自主权，要在创新发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探索、构建出一套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制度体系。
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是集中承载北京疏解的非首都功能，与北京城市副中心遥相呼应，构成北京新的“两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疏解是双向发力”，通过向外转移和内部重组，使京津冀实现结构效率的优化提升，协同发展。基于这一空间规划和布局，未来可期的是中国将在长三角、珠三角之外，形成一个崭新的城市活力集群。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通过顶层设计均衡国家经济地理的空间布局的重大举措，同时也是回应全球化竞争，在全球经济周期波动中，为中国发展注入新的动能的创新之举。
雄安新区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蕴含着新发展理念的价值体系的崭新载体，代表着中国制度改革创新的风向标，代表着中国城市和治理的最高水平。未来，雄安新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一个中国样板，雄安质量，即是中国质量！
谋定而动：雄安新区建设的理性思考
在习惯于中国速度的今天，雄安新区的高规格规划，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崭新的特例现象。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需要一套科学的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的支撑。雄安新区“1+N”规划体系和“1+N”政策体系，构成雄安方案的顶层设计的核心部分，也是雄安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前，雄安新区顶层设计的蓝图已经基本绘就，接下来将步入实质性的建设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的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处于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的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新阶段任务更艰巨更繁重，来不得丝毫放松，需要我们下更大气力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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