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慎毅
3月19日，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公安局通过“镇雄警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镇雄县公安局关于悬赏通缉百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公告》，其中使用的多名犯罪嫌疑人(包括2002年出生的吉某)的照片明显小于实际年龄，有的甚至用了“童年照”。次日“镇雄警方”重新发布公告，删除了吉某等多名嫌疑人的“童年照”，同时刊发致歉信表示，因无法找到吉某等犯罪嫌疑人外逃时及近期照片，便在公告中使用了他们小时候的照片。
通缉令的目的在于集合社会民众力量，对逃犯形成合围，用“童年照”追逃，不仅难以起到追逃的效果，也有不尊重民众之嫌，进而损害警方公信力。
或许警方确有难处，但这不是用“童年照”追逃的理由。既然有身份证号和户籍地址，能不能从身份证系统中调出他们身份证上的照片？能不能通过走访其户籍寻找近照？或者根据“童年照”请专业画师以家人或熟人描述来画个大概？当然，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其他部门搜取这些人离现在时间最短的照片，而这恰恰可能是信息不共享遭遇的软肋。
“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是困扰我国政务信息化向纵深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国家多次推动政务信息系统要整合共享，于是才有了“一网通办”“一窗通办”。试想，如果全面实现了各部门的信息共享，警方要找犯罪嫌疑人最新的照片，从人社、劳动、医疗、住房等共享的资料中，或许就可以很快找到。
政府信息不能共享，症结不在于技术水平，而在部门利益。现在都在提要精准抓好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而政府信息共享就是很好的生产力。各部门要跳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自觉地把部门放到“一盘棋”格局之中，共同开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巨大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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