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家门口看病”失去依托

　　村医辞职这件事反映的问题不少，但概括而言，都涉及待遇这个共同点。从工作量上看，近年来村医的压力的确越来越大。医改日益注重疾病早期预防和全过程干预，注重提供内容更加丰富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投入持续增长，2018年增加到人均55元的历史高位，且新增经费重点向乡村医生倾斜，用于加强村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这就意味着，村医的工作量将相应增加，其中，慢性病管理、传染病预防、疫情早期监测、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居家病人随访等，多由村医来完成。

　　为村医算算收入账，就会发现，村医的待遇，难以随工作量上升而对等增加。村医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能向患者收费，只能从55元的人均投入中分到一定数量的补助。村医向患者销售基本药物，也不能赚取差价，只能依靠政府发放基本药物补助。换言之，由于国家针对村民看病出台了多项惠民政策，村医无法通过诊疗收费来增加收入，补贴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即使这些补贴最终没有被克扣，哪怕仅是拨付延迟，也可能让村医短期内生活陷入困境。

　　医疗机构越小，资金周转能力就越弱。村医不仅没有多大本钱，而且还靠着补贴过日子，回款滞后、拨付延迟，放在大医院或许问题不大，但放到基层，就可能导致政策下行时出现末端梗阻，国家加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投入等好政策，将遭遇“最后一公里”的梗阻，责任下行，但权利没有一同下行。在2018年国务院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提升到人均55元水平时，就预见性地要求地方政府要加快资金拨付进度，采取“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由此看来，此次事件确有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因素。

　　村级医疗处于医疗体系最末端，医疗方面的许多基础性工作在村级完成，底层基石若出现松动，将会对整个医疗体系都构成影响，“家门口看病”失去依托，看病难更加难以化解。近年来我国出现不少甘于奉献的好村医，他们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但医疗服务既需要依靠情怀，也需要实打实的物质保障。关心所有村医，让他们不为生活发愁，方能在稳定现有村医队伍的基础上，吸引更多优秀医疗人才到农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