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见证》: 40人动情讲述40年改革故事
日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推出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见证》由中国方正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从10月1日起,这组广受好评的报道迎来了第二轮播出,反响依旧强烈。
“节目刚刚推出8集时,出版社就主动‘找上门来’,这样的情况对一档电台节目来说并不常见,也充分说明了《见证》的内容过硬。”《见证》总策划、中国之声新闻节目中心副主任高岩不无骄傲地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历经半年多时间策划,参与创作人员达40多人,视角之独特引起业界关注,故事之耐听广受受众好评,微信、短视频在新媒体平台上屡屡刷屏——可以说,《见证》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报道一次很成功的示范。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报道以“40年40人”为题的媒体并不少见,《见证》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选合适的人,
用亲历还原历史重大转折
2018年5月11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40周年纪念日,《见证》开篇即推出了对该文主要作者胡福明的专访,第一期节目《胡福明:最好的文章是能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文章》也是在这一天播出的。
《实践》一文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是改革开放历史上浓重的一笔。采访中,胡福明的深情回忆既饱含对解放思想的认识,又融入了他对改革开放的思考,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时代情怀,一经播出就引发了听众、网友热议。
高岩告诉记者,《见证》以此为开篇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并且选择对的人始终是《见证》的重中之重。 “《见证》跟一般意义上的‘40年40人’不一样,就在于选题角度不同——我们不是要做人物报道,而是要展示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进程,因此,重点是找到那个时间节点上合适的人,再通过人的视角还原改革开放历史的重大转折和突破。”
回望40年改革开放大潮,《见证》系列里有思想解放的先声,有农村改革的探索者,有特区建设的领路人,有教育、医疗进步的推动者……《见证》没有忘记胡福明、严金昌、郭凤莲等率先“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先锋,对《火车上的中国人》拍摄者王福春、大亚湾核电站首任中方厂长濮继龙这样的“非新闻人物”也格外偏爱。
《见证》系列的旁白解说郭静,对王福春的摄影就有强烈的共鸣。“那个时代的绿皮车,那些火车上的中国人,那些旅途中生动的场景,很多我也是亲历者。”在郭静看来,王福春用镜头记录下了40年间列车上的人生百态,“这样的‘普通人’在改革开放40年这样的宏大主题中,是不可或缺的。”
同样是《见证》挖掘出来的人物,濮继龙也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濮继龙是我们挖掘出来的人物,解密式地还原了一些历史细节,采访相当精彩。”高岩坦言尽管找人的过程很漫长、筛选很痛苦,甚至“名单不停在变”,但也不断有惊喜。
“《见证》就是希望通过这些真正的见证者、亲历者的视角,去还原改革开放历史的本来面貌。回过头来看,这40个人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代表性,对他们的采访形成了一部全面、真实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有价值的口述史。”高岩说。
讲好故事,
为好听耐听反复打磨
作为一个主题式报道,《见证》难就难在,怎么在理解历史的基础上把故事讲得好听、耐听。这对于《见证》创作团队来说是巨大挑战,特别是主创中除了几位策划人、审稿人年纪稍长,一线记者通常只有三十几岁甚至更小,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缺乏深刻认知。
为此,《见证》在策划之初就找来了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等专家给记者们讲课,为报道定“调子”——做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宣传报道,既要回顾40年来的改革实践,抓住40年来中国巨大变化的主线,更要挖掘改革开放40年形成的伟大的时代精神;在选题操作过程中也不断给记者提要求,达不到水准就打回去修改,反复打磨。
高岩坦言,《见证》绝大部分稿件都有返工。很多稿子停留在典型人物报道的层面,但《见证》的要求是既要还原历史又不能限于个人观察,要把其人其事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篇章中去评价。既要讲好人物故事,更要注重稿件的思想性。
记者们也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
采访胡福明,记者丁飞感到最大的挑战在于,胡老的文章和故事已为人所熟悉。“在故事之余,我希望从个人与时代、一群知识分子和时代的角度去解读他。也就是说,如何从今天回头去看这篇文章的时代意义。”前前后后,定稿历时8个月;文章的背后不仅仅是胡老一个人,而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等一群人的选择……这些是丁飞很想在稿件中加以呈现的,为此,她看了所有胡福明接受采访的文章和超过100页的背景资料,并和胡老反复确认了稿件中的事实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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