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创作当有节制地“电影化”

《极地》聚焦西藏，讲述了西藏传统文化、宗教信仰、还有生活在那里再普通不过的人。影片没有大量“电影化”的虚拟影像技术、没有刻意选取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树立形象各异，极具戏剧感的故事主角。在经历了“电影化”带来的观念混乱之后，制作者终于沉下心来，开始真正从纪录片真实本质属性出发，立足于纪录片的天地，对电影美学和电影思维有节制、有选择地借鉴。这一观念的支撑，使得《极地》的表述显示出几分气定神闲的从容气度。在某种程度上，创作者是放弃了“电影化”的执念，而更专注于纪录片自身所需要的真挚表达。

一、叙事方式：有节制的故事化

首先表现出“电影化”趋势的是纪录片的叙事方式，要想使纪录片变得“有看头”，故事的讲述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电影化”打破传统纪录片严格按时间线索进行的叙事方式后，故事化叙事已经成为创作的主流方式。纪录片创作者乐于通过强化故事来增强纪录片的故事性与观赏性，于是，大量情景再现、演员搬演、虚拟技术出现在纪录片故事中，那些电影所擅长的：刻画富有感染力的角色、强大的戏剧张力以及逻辑缜密的结局，被生硬套用在源自生活真实的事件上。《极地》则规避了这种“浓墨重彩”的故事化，虽然依旧选择主题故事化的结构方式，但以人物姓名作为段落分割点，叙述对准藏区的普通个体，用 21 个人物故事纪录西藏传统文化，通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将传承与信仰娓娓道来，构建起一部描绘藏地人物群像的纪录片。

在纪录片创作中，应该强调纪录片的艺术不在于虚构，而在于发现。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或历史材料，要求创作者在自己的经验世界里，去发现最典型最有意义最有趣最鲜明的事实、细节、场景，以及尽可能用生动和富有表现力的手段把它们再现于屏幕上，给观众以信息、知识、思想启迪和审美享受。《极地》的创作者就以平民微观视角切入藏区人们的生活和信仰，琐碎和缓地将故事诉说。我们记得双湖县野生动物保护员多吉次巴，他的五个孩子都在无人区不停迁徙的帐篷里长大；记得白玛曲珍、次仁曲珍、曲美卓嘎，三位面膜奶奶，脸上永远带着灿烂的笑；记得波密县的电影放映员白玛，那个带着马匹和装备翻山越岭的年轻人。这些碎片式的生活故事，平淡甚至是无趣，却偏偏让人忘不了。在“故事化”面前，《极地》坦然承认并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纪录片中是很难寻找一个能够产生跌宕起伏危机和高潮的刺激事件的。只有承认这一点，纪录片创作在“电影化”时才有所节制，才能使“电影化”符合纪录片创作规律。这种节制让《极地》更专注于通过有效的电影手段对原有素材进行组织和取舍，捕捉生动感人的细节、运用真诚、真实和真情等因素，从而达到本质的真实。藏区人们的生活故事就通过一点一滴的细节，通过每个具体的生命汇聚凝结，温和却充满感染力。要知道，生活素材的生命力远比比刻意编造的故事更强大。

此外，影片末尾增加了个人独白，让每个小故事的主人公直面镜头讲述时，白玛只觉得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心愿，“赶路的时候太阳不那么大就好了。”藏区人的纯朴简单，生活态度和信仰就透过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话流入人心底。结尾第一人称的叙述将“故事化”消解，将屏幕与观众的距离消解，我在认真听“你”说时，也就拥有了和“你”一样的情感共鸣。

对于纪录片该如何恰到好处地“故事化”，《极地》给了我们答案：不要为了“故事化”而忘记故事本身，真实就是最好的故事。

二、镜头语言：恰到好处的电影化

从镜头语言上来说，电影善于运用精致、丰富的镜头来表达主观色彩，而纪录片表达的镜头则相对较为单一。我们往往认为电影镜头带有强烈的主观因素，背离了真实，似乎摇摇晃晃的镜头就代表最真实的纪录，但事实是合理地运用镜头会给纪录片带来意想不到的审美体验，且无碍于真实的表达。无论是西藏的高原风光，还是藏区人黝黑朴实的脸庞，《极地》都用丰富精致的镜头给了观众以美的体验。但需要说明的是，相比近年来大量纪录片在镜头上的“浮华”，《极地》在“电影化”之余，显得更为纪实和克制，如克拉考尔所言：“渲染一个视觉主题和过分地突出它是两回事”。影片聚焦于人物本身，基本按照藏区每个个体的生活轨迹拍摄，减少了宏大的背景拍摄，镜头更多地通过普通近景、特写，展示了人们生活交流的场景，追求展示完整的生命状态，较为简单直接地呈现了和生命相关的一件件小事，藏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信仰被更为细腻地传达。